第6章 观念生理学

不会出现。细胞性质、细胞的总体及其连接的组合决定了具体细胞的功能及其在细胞“社区”（与社交网络非常类似）中的总体职责。这个生理学现实也是一个生物学原则：系统是由它们的内在性质与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外部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定义的……包括皮层中的细胞以及整个社会或组织中的个人。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必然是由我们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定义的。因此，和我们一样，在某个细胞时间范围内，发展中的视神经元在很大程度上是多能的（即能够适用于不同用途），这很像人的性格。和我们一样，神经元是由其生态系统定义的。不过，这种背景弹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白纸一张。我们每个人的纸上都写着同一个基本观念：为了感知和生存，我们必须拥有假设观念。

此外，我们身体里还刻印着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将寻找越来越多的假设观念。

你的大脑利用经验获得尽可能多的观念，以便找到适用于各种背景的原则（这很像物理学中的定理）。以高度为例：我们在出生时似乎没有对于高度的恐惧以及对于高度危险性的认识，这很奇怪。最近的研究使用了“篮中小猫”实验中的那种“视觉悬崖”，发现虽然婴儿会回避高度，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自主的恐惧反应。[52]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学会了敬畏高度，因为我们从生活经历中获得了新增的内置观念层次。例如，当我们靠近悬崖时，我们的父母会对我们大喊大叫。当我们从上铺摔下来时，我们会受伤。不管谨慎的来源是什么，我们都获得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观念，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安全。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常识，因为它的确是常识，但它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其他影响我们行为的低层次假设（它们实际上有几千个）与社会生存而非物理生存有关，但它们也具有很强的物理性。

你的眼球运动机制应当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每个人相同，不是吗？

毕竟，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相同的视觉处理硬件，因此所有人都应当使用相同的软件。这是一个直观的结论，但它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使用不同的“程序”实现我们的视觉。在2010年一个令人可喜的、具有启示性的实验中，戴维·J.凯利（David J.Kelly）和罗伯托·卡尔达拉（Roberto Caldara）发现，来自西方社会的人和来自东方社会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的眼球运动。根据他们的说法，“文化影响着人们通过移动眼球从视觉世界中提取信息的方式”。亚洲人以更加“整体”的方式提取视觉信息，西方人的做法则更具“分析性”（他们识别人脸的能力没有区别）。西方文化关注离散元素或“显着目标”，他们可以自信地通过这种方式处理信息，这与具有鲜明个人主义特点的文化相匹配。另一方面，东方文化更加重视群体和集体目标，因此他们会被一张脸的整个“区域”而不是某个具体特征吸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亚洲人整体上更加关注鼻子区域，而西方人则被眼睛和嘴吸引。不同的眼球运动对感知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观看”的东西限制了大脑所理解的信息的性质。以不同方式改变输入的性质会限制它的潜在意义。像这种从社会中习得的观念和偏见会影响我们的灰质，从而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行为，但它们是我们在无意识中通过整体文化观念形成的，因此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

其他塑造我们的感知甚至人生轨迹的重要观念也是通过社会习得的，但是同微妙的眼球运动相比，我们更容易从我们的行为中发现它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个人产生的背景，我们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这个背景之中。这就是家庭。

以查尔斯为例。1809年，他出生在英格兰什罗普郡。他家有六个孩子，他排行第五。他是一个可爱的英国小伙子，来自一个富裕家庭，两颊红润，一头棕色的直发。他喜欢在野外与树木和大自然为伴。他收集甲虫，而且很早就熟悉了自然史。同他的一些哥哥姐姐不同，他喜欢质疑传统观点，比如他在学校好好学习是否真的很重要，这使他的父亲很恼怒。查尔斯喜欢为了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听上去很疯狂或者的确很疯狂。1831年，他乘坐“贝格尔号”轮船前往南美，走上了一条令他的父亲感到不安的非常规道路。他希望对地质学、昆虫、海洋生物和其他动物进行有价值的观察。他的观察的确很有价值。他研究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12种雀鸟，置疑了他所持有的我们这个物种所谓的神圣设计和起源，从而永远地改变了科学。这个查尔斯当然就是给我们带来进化论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达尔文的聪颖（和疯狂的好奇心）是无可争辩的。不过，如果不是家庭幼子或“后生”的身份赋予他的观念，他也许不会发现进化过程。这是进化心理学家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

的观点之一。他目前仍然在进行很有影响力的新研究。他的研究表明，你在家中的出生次序对你的性格、行为和感知具有强烈影响。这是因为，我们都在通过竞争赢得父母的时间和关注。根据你在兄弟姐妹中的位置，你会形成不同的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