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弗洛伊德的支脉：动力心理治疗者

今天，心理治疗法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概括的。到目前为止，可应用的方式有五六种或更多，其变种多达数百。一个极端是，病人躺在躺椅上胡言乱语，心理分析者则站在一边不时地“嗯”出几声。另一个极端是，嗜酒者身上绑着电线，只要看到图片上的酒吧里有人往加冰的酒杯里倒酒，他准得挨一次电击。

不过，关于现代心理疗法，还是有一个准确概括，那就是，半数或更多的心理治疗专家均使用的是形式不同的动力疗法。这个概念尽管属于心理学，但其根源不在心理学本身，而在于神经学家弗洛伊德的偶然发现，即他在使用谈话治疗处理歇斯底里时所取得的成功。心理学并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发现和理论。在20世纪初期，心理分析学在欧洲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中刚刚站稳脚跟，而美国的临床心理学家仍在忙于心理学的试验和测量。一些大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设过心理学诊所，但仅限于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测验和培训。心理疗法被视为是一种异国的、外来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欧洲范围。

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对心理分析方法的接受也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美国精神病专家在处理住院的精神病人时，几乎都采用生理强制手段：捆绑、浸泡、锻炼和体力劳动。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批有战争创伤的退伍军人纷纷回来，大批精神病专家也应运而生，因为心理分析疗法据说对较重的精神病疗效明显，因此对其情有独钟。

在上世纪20年代，心理分析成为先锋派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心理动力的概念也为心理学权威机构所接受。如我们所见，这些概念对“主题知觉测试”的发明人亨利·默里及其在哈佛的研究小组产生过巨大影响。到30年代，当欧洲心理分析学家为逃避纳粹而纷至沓来时，各类培训学校便如雨后春笋，心理分析学说开始变成一场学术运动。

然而，跟欧洲早期的运动一样，这场运动也经历着不断的裂变。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部分心理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断地进行修正，增加了许多内容，从而使自己与主流的心理分析体越来越远。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新弗洛伊德学者，他们开始编制自己的系统，设立机构传授自己的学说。尽管他们没有完全排斥弗洛伊德的动力学理论，但在对性格发展和精神疾病的解释时，赋予了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平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20世纪30年代，由弗洛伊德学者和新弗洛伊德学者所进行的治疗过程，通常是每周4至5次会面。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病人便仅限于少数既有钱也有时间的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创伤士兵——1946年，仅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就有4.4万住院病人——因而紧急需要更大数量的心理治疗专家和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结果，精神病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人数剧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心理动力的概念和方法。

同时，心理分析学中有关人类心灵的说法也流传开来，并通过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等，及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努力，最终成为知识阶层的时尚话题。经过这一次心理分析几乎成为走向前卫的途径，没过多久，心理分析思想开始成为普通百姓的谈资。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的《婴儿及儿童养育手册》倡导人们以心理分析的观点对儿童进行培育。该书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总销售量超过2400万册，成为最重要的宣传渠道，至少使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传至美国社会的角角落落。不幸的是，心理分析学观点经常被一些过分热情的人扭曲，将其视作挡箭牌，借以把自身的失败归罪于父母。

考虑到为数不多的心理分析师和接受心理分析者，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在上世纪50年代它最为红火的时候，全国只有619位医学专业的分析师及500位左右非医学专业的分析师，还有千名员工正在约20所医学分析师机构和十几所普通分析师机构里接受培训。尽管没有对接受心理分析的人数进行统计，但按大多数分析师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病人一周门诊4～5次计算，接受治疗的病人总数应该只有10000多人，在所有精神病人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数量相对较少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更是不太可能处理有钱父母之外的孩子。

加上其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定期看病对正常生活的干扰，注定这种疗法无法普及。但是，障碍不止这些。懂行的人士一眼就可看出并对之大加渲染的是，它看起来更像是某种骗术，因为病人花费许多时间、金钱和努力，心理分析师却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他们只简单地听取病人的呓语，常常将病人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用诸如“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那样看？”等言词一一挡开。

其原理在于，分析师的思想和感觉表达会对病人形成干扰，使其将童年时的某个重要人物投射到这位心理治疗者身上。心理分析培训强调，病情的转变主要依靠病人通过自由联想将潜意识变成有意识，中间需要分析师进行三个过程：梦的解析、移情和排斥。

病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感觉到的是心理医生的沉默和避而不答，这一点往往使他们非常愤怒——但又无法走开。一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