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内涵与心理内涵

en)所表明的那样，爱斯基摩人并不觉得杀人者必须受到惩罚。注21在很多原始部落中，当某一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被外来人杀害，这个家庭所受到的伤害可以通过提供某种替代物而加以抵偿。在一些文化中，儿子被人杀死后，母亲的丧子之痛可以通过收养凶手为子来获得缓解。注22

如果更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就必定会认识到，我们关于人性的一些概念是相对天真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兄弟姐妹之间的对立，以及情感与性欲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这种观点就是相对天真的。我们关于“正常”的概念，就是通过认可某一特定团体内的行为与情感标准而获得的，这个团体会将这些标准强加在其成员身上。不过，这些标准因文化、时代、阶级以及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以上这些思考对心理学的启示，远比乍看之下要深远得多。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人们感到心理学的全知全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绝不能根据对于我们文化的发现与对于其他文化的发现之间的相似性，就得出结论认为，两者乃基于同样的动机。认为一种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之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观点已不再真实可靠。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反复断言：并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正常心理学。

不过，这些局限由于开启了新的认识可能性而获得了补偿。这些人类学思考的基本启示在于，情感与态度在极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生活环境塑造的，这些环境既包括文化环境，也包括个体环境，它们不可分割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反过来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我们就拥有了很好的机会来获得一种关于正常情感与态度的特殊性质的深刻得多的理解。而且，由于神经症是对正常行为模式的偏离，因此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同样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理解。

从某种程度上讲，采取这种方式意味着继续弗洛伊德走过的路，这条路曾引导着他最终向世界展现了一种迄今尚未被认真思考的对于神经症的理解。尽管从理论上讲，弗洛伊德将我们的特质追溯到了生物性驱力上，但是他也从理论上，并更多地从实践上强调过这样的观点，即如果我们未能详细地了解个体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儿童早期情感所受到的形成性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神经症患者。同样的原理运用于一种既定文化中正常结构与神经症结构的问题，就意味着，如果未能详细地了解特定文化对于个体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结构。注23

此外，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超越弗洛伊德。尽管只有在弗洛伊德具有启迪作用的发现的基础上才能迈出这样的一步，但是迈出这一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尽管一方面，他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列；但是另一方面——表现为他对心理特征的生物学起源的过分强调——他却深陷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取向之中。他曾假定，我们文化中常见的那些本能驱力或客体关系，乃是由生物性所确定的“人性”，或者产生于不可改变的情境(如生物学方面所给定的“前生殖器”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等)。

弗洛伊德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概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于那些真正激发我们的态度与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认为，这种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由于它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弗洛伊德所开辟的理论路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具有无穷的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表现为一大堆晦涩难懂的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含混不清的术语的使用的原因所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患者乃是对正常人的偏离。尽管这一标准并不十分充分，但是它非常重要。一方面人们可能会偏离一般的模式，但并不患有神经症。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艺术家，他拒绝花更多的时间(超过必需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可能是因为他患有神经症，也可能只是因为他非常明智，不想让自己卷入争名夺利的竞争潮流之中而已。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虽然从表面看来非常适应现存的生活模式，但是却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或医学的观点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要根据这种观点来分辨是哪些东西构成了神经症，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仅仅研究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很难发现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特征。我们显然不能用各种症状——如恐惧症、抑郁症、机能性生理障碍——来作为标准，因为这些症状也许并不会出现。某种类型的抑制(inhibition)一直都存在(其原因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不过这些症状可能非常难以捉摸，或者被伪装得非常好，以致很难从表面上被观察到。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人际关系中的那些障碍，包括性关系中的障碍，同样的困难就会出现。这些现象绝不会消失，但是却可能很难被辨认出来。然而，不需要熟悉地了解人格结构，人们也可以从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辨别出两种特征：反应的僵化，以及潜能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

这两种特征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我所说的反应的僵化，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这样一种灵活性使得我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