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内涵与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可以非常随意地使用“神经症”这个词，但是，却从不曾对这个词所意指的含义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神经症”这个词只不过是一种稍微有点修养地表示不赞同的方法——过去我们爱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而现在则可能会说某人“有神经症”。在使用“神经症”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意有所指的，尽管并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我们还是运用了一些标准来确定对这个词的选择。

首先，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不同于一般个体的反应。例如，有一个女孩安于现状，拒绝接受加薪，并且也不希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或者有一个艺术家，一个星期只能赚30美元，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他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但他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情地享受人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一帮女人身上，要不然就是沉溺于专门的嗜好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他们患有神经症。我们之所以会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而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超越他人，赚比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多得多的钱。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用来指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患者所依据的一个标准是，他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模式相一致。如果上面提到那个没有竞争欲(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女孩生活在某种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就会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或者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那么他也同样会被视为一个正常人。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如果有人在满足绝对必需的直接需要之外还去赚更多的金钱或者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将是不可理解的。回溯得更远一些，在古希腊，那种在超出自己需要之外还拼命工作的态度，被认为是极其下贱的。

因此，神经症这个词，尽管最初是一个医学术语，但是现在在使用时却不能不考虑到它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对患者的腿部骨折作出诊断，而无需知道他的文化背景，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注14 告诉我们他拥有种种幻觉并对此深信不疑，就说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幻觉与幻象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一种来自圣灵的福祉，拥有这些幻觉与幻象的人，会被郑重其事地认为享受某种特殊的威望。在我们这里，如果有人按钟点与其已经去世的祖父交谈，那么一定会被视为神经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而在一些印第安部落中，这种与祖先的交流是一种公认的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到了他已故亲人的名字而大为恼怒，那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确实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但是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他就是完全正常的。注15 如果一个男人非常害怕靠近一个月经来潮的妇女，那我们就会认为他患有神经症；而在很多原始部落中，这种对于月经的恐惧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

关于“正常”的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世异时移而发生改变。例如，在今天，如果一位成熟且独立的女性因为自己曾经有过性关系，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值得正派的男人去爱”，那我们就会怀疑她是一位神经症患者，至少在许多社会圈子中是如此；但是在大约40年前，这样一种罪恶感被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关于“正常”的概念也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封建社会中，一个男人成天游手好闲，只痴迷于游猎和征战，人们会认为他是很正常的；而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若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则会被认为是明显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因性别差异而不同(只要这些差异存在于社会中)，就像在西方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差异一样，在其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当一个女人临近40岁时，成天忧心于衰老是“正常的”；而一个男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老是由于年龄而紧张不安，就会被认为患有神经症。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对于何为正常，存在着很多的变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吃的食物与西方人吃的大不相同，爱斯基摩人关于干净的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巫医治疗病患的方法与现代医生治疗患者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完全两样。然而，那些不仅存在于风俗习惯上，而且也存在于动机与情感之中的种种不同，通常却很少为人所理解，尽管一些人类学家曾含蓄地或明确地阐述过这一点。注16 正如萨丕尔(Sapir)注17 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之人。

每一种文化都有充分的理由来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唯有它自己的情感与动机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注18 心理学也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就曾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说，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妒忌；接着他就试图在生物学的基础上解释这种推测而来的一般现象。注19 同时，弗洛伊德似乎还假定，所有的人都体验过与谋杀有关的罪恶感。注20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最大的差异存在于对待杀戮的态度上。正如彼得·弗洛伊琴(Peter Fre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