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何谈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于两个方向。首先，神经症可能发生在这样的一些个体身上，他们的人格没有受到损害和扭曲，却仅仅由于充满了冲突的外在情境而形成了一种神经症的反应。在讨论完一些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之后，我们将回过头来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些简单的情境神经症(situation neuroses)注24 的结构。在这里，我们的兴趣主要不在这些情境神经症之上，因为它们并不能揭示出神经症人格，而仅仅表明一种暂时性的对于特定困难情境的适应缺乏。当说到神经症时，我所指的乃是性格神经症(character neuroses)，也就是这样的状况，在其中——尽管该症状表现与情境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完全一样——主要的障碍在于性格的畸形。注25 它们乃是一个潜在的慢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开始于孩提时代，并且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之或多或少的部分。从表面上看，性格神经症也可能由一种实际的情境冲突所致，但是如果仔细地收集一下这类患者的历史，就会发现，那些难弄的性格特征在任何混乱的情境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而眼前这种暂时性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先前存在的那些个人障碍所导致的，而且，这类患者会神经性地对某一种生活情境作出反应，而这种情境对于一般的健康人来说根本就不意味着有什么冲突。这种情境只不过是表明了一种可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神经症的存在而已。

其次，我们对于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性格障碍本身，因为人格的畸形是神经症中常见的现象，而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可能会变动不居或完全缺乏。同样，从一种文化的视角看，性格形成比症状更为重要，因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是性格，而不是症状。由于精神分析学家对神经症的结构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已经认识到，治愈症状并不一定意味着神经症的痊愈，因此，总的来说，他们的兴趣已经发生了转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性格畸形，而不是症状之上。形象地说，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仅仅是火山的爆发，而病原性冲突就像火山一样，深藏在个体内心深处，甚至不为患者本人所知。

在认可了上述限制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天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有非常本质的共同特征，以至于我们可以谈及一种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至于那些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相伴随的性格畸形，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例如，癔症型性格就与强迫型性格完全不同。不过，吸引我们注意的差异是机制上的差异，或者用更为一般的话来说，是两种障碍的表现方式以及解决方式的差异。例如在癔症型性格中，投射(projection)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强迫型性格中，冲突的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我所留意到的相似性并不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它们得以产生的方式，而是冲突本身的内容。更确切地说，这些相似性主要并不在于从遗传方面导致障碍的那些经验，而在于实际导致个体发生障碍的那些冲突。 要阐明这些动力及其分支，就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都主要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分析的任务在于发现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如特殊的性感区)，或者是发现一再重复出现的婴儿期模式。尽管我坚持认为，如果不追溯至其婴儿期的状况，我们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患者有一种完整的理解，但是我也认为，如果片面地运用发生学取向，就会混淆而不是澄清这个问题，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无意识倾向及其机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如各种冲动、恐惧，以及保护性措施)的相互作用。发生学上的理解，只有在它有助于机能性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种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类型、拥有不同兴趣，以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类型之神经症患者的最富于变化的人格类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所有这些神经症患者身上，那些动力性中心冲突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看是相似的。注26 我在精神分析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通过对正常人以及当代文献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如果剔除神经症患者一再出现的问题通常所具有的虚幻、深奥的性质，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那些困扰正常人的问题，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与竞争、害怕失败、情感孤独、对他人和我们自己的不信任等问题(这里仅列举一些可能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的问题)作斗争。

一般而言，某一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必须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问题是由那种文化中存在的特殊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它们并不代表“人性”所共有的问题，这一点得到了下述事实的确证，即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文化中的不同。

因此，在谈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不仅指存在着具有基本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还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