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她指出：“神经症不仅由偶然的个体经验所造成，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导致神经症的出现。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会为个体经验增添分量与色彩，而且归根结底会决定它们的特定形式。” 例如，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这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文化环境，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她接着指出：“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意义时，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是神经症产生的根源)就退居二线了。”

那么，个体的神经症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霍妮认为：“深入探讨有效地导致神经症的各种动力，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被建立起来对抗这些焦虑的各种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都是引发神经症过程，并维持其运转的动力。”在她看来，儿童本身是无能力的，必须依赖父母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儿童获得父母真正的温暖和爱，就能正常地发展。如果父母没有给予儿童足够的温暖和爱或给予的是虚伪的温暖和爱，就会唤起儿童心中的敌意，她称之为“基本敌意”。基本敌意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儿童的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会压抑儿童的敌意。而对基本敌意的压抑则会导致儿童的焦虑，她称之为“基本焦虑”。儿童一旦产生基本焦虑，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充满危险和敌对，而自己又深感软弱无助。也就是说，由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敌意会泛化和投射到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其他人身上，儿童会认为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是不可信赖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势必会体验到这种基本焦虑。霍妮指出：“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总之，父母与儿童不当的关系引起儿童的敌意，敌意又被投射到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从而引起基本焦虑，恰是这种焦虑，为神经症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最终导致神经症倾向。

可见，霍妮是从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冲突的视角解释了神经症形成的机理，从而颠覆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症起源乃是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观点，以她的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可以称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山之作，开辟了精神分析运动的新方向。

四、霍妮的思想传播

霍妮既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精神分析师导师和一位天才的临床实践家，她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她逝世后，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以及在此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学生们继续传播、研究和发展她的思想，并促进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霍妮的论文和着作手稿、演讲稿、谈话稿以及一些传记作者的采访稿都被保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和档案分部。1950年，她生前出版的5部着作被编辑为两卷本《卡伦·霍妮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en Horney)出版。第1卷包括《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新法》和《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第2卷包括《自我分析》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霍妮的后继者们继续整理出版她生前未曾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女性心理学》，陆续出版的还有《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Horney Psychoanalysis, 1950—1970，1972)、《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The Adolescent Diaries of Karen Horney，1980)、《最后演讲》(Final Lectures，1987)、《治疗过程：系列论文和演讲》(The Therapeutic Process: Essays and Lectures，1999)和《不为人所知的卡伦·霍妮：论性别、文化和精神分析的系列论文》(The Unknown Karen Horney: Essays on Gender, Culture, and Psychoanalysis，2000)。鉴于这些作品国内尚无译本，在此稍作介绍。《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由鲁宾斯(Jack L. Rubins)编辑，除选编了霍妮在《美国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的25篇论文，还包括一个内容丰富的卡伦·霍妮长篇自传梗概。《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由其次女玛丽安娜编辑，是从霍妮在1899—1912年所写的日记中选编出来的。这些日记揭示了她毕生与之搏斗的种种困难，以及她最初如何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最终它们伴随她与亚伯拉罕一起进行精神分析。《最后演讲》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