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的洞察力，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化神经症理论，迅速从正统精神分析走向社会文化学派方向，并成为该学派的领袖人物。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并非为性问题，而是为失业、生活失去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霍妮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越来越不适应临床实践，这促使她开始进一步以批判的眼光考察整个精神分析理论，彻底摒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前提，强调以文化和人际关系取向来代替前者的生物决定论取向，主张文化在神经症的冲突与防御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这一新思想在其《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1937)一书中达到顶峰。随后在另一本着作《精神分析新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1939)中，她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清算，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新方法。特别是后一本着作，被认为是“在‘新方法’(霍妮)与‘老方法’(弗洛伊德)之间打了14个战斗性电话”。不像其早期女性心理学论文，霍妮的这两本着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离经叛道为正统精神分析家所不容，整个纽约精神分析学界宣布与她决裂，她被迫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

第三阶段是40年代以后，也是霍妮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以后。她在此宽松的环境下发展出其成熟理论，即神经症人格理论，具体反映在其《自我分析》(Self-Analysis，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The Struggle Toward Self-Realization，1950)等着作中。注4霍妮认为，神经症源自人际关系的失调，人际关系失调使人失去安全感而产生焦虑，为对抗焦虑，就会形成一些防御性策略，这些策略是一些潜意识的驱动力量，霍妮称之为神经症需要或者神经症倾向。她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列举了10种常见的神经症需要。接着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一书中，她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三大类型——趋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每种倾向都代表着对待他人及对待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和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种神经症的人格类型。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一书中，霍妮把人格看成完整的动态的自我意象(self-image)，它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自我 (ego)，而是人自身，代表他对自己的看法。由于个人生活经验不同而有三种不同的自我意象，即人的自我具有潜在、理想化和实在三种基本的存在形态，由此她把自我分为真实自我(real self)、理想自我(idealized self)和现实自我(actual self)三种形式。她的成熟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该书的初版重印了多次，后又以平装本反复再版，最新版重印于2000年，至今销售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该书如同霍妮的其他着作一样，以语言平实、清晰明了着称。她尽可能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很少引用诗歌和神话，她在书中大量涉及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得知的东西和常识性的例子。她的着作貌似简单易懂却又含义深刻，她的观察力透彻入微，让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神经症性格段落时感到惊奇，甚至感到局促不安。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出版之初就受到学界的好评和重视。在当时的《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精神分析评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心理学通报》、《社会研究》、《社会动力》等刊物上，发表了包括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学院派心理学家多拉德(John Dollard)注5等人撰写的书评。本尼迪克特指出：“霍妮博士的方法是非生物学和非本能的。现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正在转向这一方向，并且霍妮博士正在修正经典精神分析对这方面的需要许多修改和业已过时的解释。”注6

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出现的性格结构”，并“把重点放在了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的尝试之上，放在了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注7。霍妮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