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月一年的战斗，法国再次得到胜利，最后一个敌人也被迫求和。

三、决定革命军队胜利的心理因素与军事因素

革命军队之所以节节胜利，是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热情、忍耐与克制，它们对革命的原则坚定不移，它们相信自己是一种新宗教的传播者，这种宗教将使世界获得新生。

我们回想一下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它们受到穆罕默德理想的热情鼓舞，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可怕军队，迅速征服了古代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和国战士那种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就来源于类似的信仰。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精神，而且从未动摇过。当国民公会让位于督政府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他们开始把战争推进到敌国境内，在这一时期，只有士兵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信仰是会传染的，法国大革命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所以几个受到君主专制压迫的国家都把入侵者当成了解放者，对他们崇拜不已。萨瓦的居民跑出来迎接法国军队；在美因茨，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种植自由树，以此欢迎他们，并效仿巴黎成立了一个国民议会。

所以，只要军队所面对的民族仍然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轭之下，那么它们是很容易就取得胜利的，但是，如果与它们发生冲突的民族拥有和它们同样强烈的理想，它们将会遇到重重阻碍。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信仰、并苦于它们的主人专制压迫的民族充满了诱惑，但是对于那些有着自己根深蒂固之理想的民族，它自然无计可施。也正因为这样，共和国的军队与布里多尼人和旺代人抗争了若干年。

1793年3月，旺代与布列塔尼的起义已经蔓延到十个地区，旺代人在普瓦图，舒安分子在布列塔尼共投入了八万人作战。

两种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冲突总是无情的，在旺代的战争立即变得极为残酷野蛮，其惨烈只有在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这场战争持续到1795年，奥什将军使国家获得了最后的“安定”，这种“和解”的实现仅仅是其扞卫者在肉体上被消灭的结果。

“两年的国内战争以后，”莫雷纳写道，“旺代地区无异于一片废墟，大约有九十万人在兵燹中死于非命，幸免于难的少数人也躲不过冻馁之灾，因为田地被毁坏，篱笆和墙舍被推倒，房子也被付之一炬。”

使他们能够无往不胜的除了他们的信仰之外，大革命的士兵还得益于那些杰出将领的指挥，这些将领往往热情饱满，身先士卒。

军队大部分先前的将领，因为贵族出身都被撤换了，于是不得不组织一个全新的军官集体，因此一些军事天才便得以大显身手，脱颖而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提拔，越过所有军衔。比如奥什，1789年还是一个下士，可是他到二十五岁时就成了一个师的将军，并成为一支部队的司令。这些军事领袖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他们的敌手所不习惯的。他们完全靠军功升迁，在战斗中果断勇敢、灵活机变，可以迅捷地制定出能够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的战术、战略。

军队中的士兵虽然缺乏与职业军队作战的经验，但他们的训练和操练方法与七年战争以来普遍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面对这种复杂的战略，老式的方法根本应付不了。

他们在进攻时采取大批军队同时行动的方式，由于配置的人数很多，相当数量的缺口可以通过这种野蛮但不失有效的方式得以迅速补充。

人数众多的军队可以用刺刀袭击敌人，并且迅速地击溃那些作战保守的传统军队。那个时代烽火传递信息的速度很慢，所以法国人的策略比较容易有效，但是，它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士兵的大批伤亡，据统计，从1792年到1800年，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超过1/3的有生力量（两百万人中的七十万人）。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中继续推演出一些结论。对巴黎的革命群众和军队中的革命群众进行的一项对比研究，展示了两幅截然不同却易于理解的画面。

我们已经指出，群众根本没有能力驾驭和运用理性，他们仅仅受自己的感情冲动支配，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英雄主义也乐于接受，甚至经常产生高度的利他主义，所以很容易发现很多人准备献身于一种信仰。

他们的心理特征复杂多变，根据环境的不同可以产生相去甚远，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行为。国民公会和军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向我们展示了由相似要素所构成的群众，在巴黎和前线的行为方式是如此不同，以致几乎无法让人相信我们所谈论的是同一个民族。

在巴黎，群众是暴虐的、混乱的、凶残的，他们反复无常，一切政府管理由此陷于瘫痪。

而在军队的景象却完全不一样，同样是一群不寻常的人：他们恪守勤劳农民所具有的那种本分与克制，严格遵守纪律；他们在富有感染力的热情的激励下，帮助穷人，视死如归；他们的应变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并打垮了欧洲最为可怕的军队。

纪律可以改造人，一旦摆脱了它的约束，任何民族和军队都可能蜕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这一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被遗忘，我们日渐忽视了人类集体逻辑的基本规律，总是喜欢追随大众的意志，而不是学会如何引导它；群众必须被指引上路，他们不适合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