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时代人的精神状况：暴力与虚弱的影响

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智力作出判断，而其行动却受自己性格的支配。为了充分地理解一个人，必须把这两个因素区分开来考虑。

在重大的变革时期，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是性格。

我们在好几章里都曾描述过盛行于动乱时代的各种精神状态，所以我们不必马上就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些精神状态属于一般的类型，此外它们还要受到每一个人的遗传性和获得性精神状态的修正。

我们已经看到，神秘主义因素对雅各宾党人的心理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新信仰的皈依者那里导致了残忍的狂热。

同时，我们也看到，并非所有的国民公会成员都是狂热的盲信者，发展到后来，只有少数人是盲信者，因为，即使在革命议会最为暴虐的时候，绝大多数议员也都是温顺软弱的中间派。在热月政变之前，议员们因为害怕而投票赞成暴力，热月之后他们又附和温和派。

在革命时代，这些适中性格的人在人数上占大多数，然而他们对最极端的冲动屈服。事实上，他们和那些暴力性格的人同样危险，后者的力量因为前者的软弱而更加嚣张。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到，一小部分心胸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总是支配着绝大多数通常富有才能，但缺乏性格的人。

除了狂热的使徒和性格软弱者之外，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只考虑如何牟取一己私利的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用环境从中渔利，比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迎合强者，欺压弱者成为他们唯一的政治信条。

从大革命一开始，这些“暴发户”就为数不少，卡米尔·德穆兰在1792年写道：“我们的革命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和自爱，它们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普遍利益。”

如果我们在另一章里加入观察到的这些细节，即关于政治巨变时代人们所体现出的各种精神状态的那一章中，我们将得出关于大革命时代人们性格的一个一般性观念。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已经得到详细说明的原则运用到革命时期最为显赫的那些人身上。

二、委员会委员或特派员的心理

在巴黎，国民公会议员的行动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支配、限制或鼓动。

为了对他们做出恰当的评价，我们应该在他们行动自由、不受外部控制的时候观察他们，当国民公会派遣特派员到各个部门或地方“执行公务”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特派员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们。

一个“执行公务”的特派员可以视其需要，对个人财产实行“征用”、扣押或充公；如果他认为合适，可以任意抽税，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监禁、放逐或斩首，在他的辖区内他就是一个“帕夏”。

他们把自己视为“帕夏”，在地方吃喝玩乐：“乘坐着六匹马的马车，前后卫兵环绕；坐在铺了三十张罩子的华贵餐桌旁，一边用餐，一边听音乐，周围簇拥着一群演员、交际花和阿谀奉承者……”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庄严威仪活脱脱一个土耳其显贵。不经过三番五次的请求，没有人能见到他一面；在进入他的接待室之前得先通过好几个房间，并且必须和他保持至少十五步的距离”。

我们能够想象这些擅权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市镇时所表现的傲慢和神气，在前簇后拥的卫队面前，稍有不轨举动就要脑袋搬家。

此前，他们都是些找不到顾客的律师、没有病人来就诊的医生、被革去圣职的牧师、落魄的代理律师，生活窘迫而乏味；忽然之间可以和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暴君平起平坐。他们毫无怜悯地斩首、溺亡、射杀，于是，他们由先前卑微的地位青云直上到最显赫的当权者。

无论是尼禄还是赫利奥加巴勒的暴政都没有超过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限制，而这些特派员根本毫无任何限制和阻碍。

泰纳写道：“富歇拿着望远镜从他的窗户里观看对里昂两百一十名居民的屠杀；科洛、拉波尔特和富歇在执行死刑（对犯人排射连发）的日子里大宴宾客，每一次发射，都要发出欢乐的叫喊和欢呼，舞动他们的帽子。”

在那些“执行公务”的特派员中，我们可以以前牧师勒蓬为例，来观察一下他嗜血好杀的精神状态，这家伙凭借无上的权威蹂躏了阿拉斯和坎布雷。他以及卡里埃的例子有助于显示一旦人类摆脱了法律和传统的约束，会堕落成什么样子。这个凶残的议员所表现的残忍，因虐待狂而加重，他在自家的窗户下架起断头台，这样他、他的妻子以及助手就可以从屠杀中获得即时的乐趣！在断头台的底下，设立了一个小酒馆，无套裤汉们可以进来喝酒，为了娱乐他们，刽子手们在人行道上把被斩首者的裸尸摆成各种荒谬的姿势。

阅读1795年在亚眠印刷的对他进行审判的两本卷宗，就宛如是一场梦魇。在二十次的开庭过程中，阿拉斯和坎布雷大屠杀的幸存者每次都经过亚眠古老的市政大厅，那里，前国民公会的议员在接受审判。我们已经听不到那些哀恸的亡灵在述说着什么，整条街的人被处死；九十多岁的老人和十六岁的女孩就因为谴责了一次审判而被杀害；一边是被殴打致死，遭受凌辱，一边是张灯结彩，眉飞色舞；伴着音乐执行死刑；童子军被征募来守卫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