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旧制度的心理基础

一、君主专制政体与旧制度的基础

我们从许多历史学家那里听到他们的断言，君主制的专制独裁是大革命矛头的直接指向，可事实上，大革命还未爆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国王并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

一直到法国历史的晚近时期——路易十四即位——国王才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路易十四之前的所有君主，即使将权势煊赫的弗朗西斯一世都包含在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也都是与诸侯、教士、议会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做斗争，而且他们往往还得不到胜利。弗朗西斯本人在反对索邦神学院和议会时就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来，因而连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保护得住。他的朋友贝尔干议员得罪了索邦神学院，于是被该院逮捕了，国王命令将他释放，结果却遭到神学院的断然拒绝。最后国王不得不派遣侍卫将他从孔西埃日监狱转移了，将他藏匿在卢浮宫里，除此之外，国王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索邦方面丝毫没有退让，他们利用国王不在的时候，又一次将贝尔干逮捕，并由议会审判，上午10点他被判有罪，中午即被活活烧死。

法国国王的权力是在演变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到路易十四时代时，国王的权力臻于顶峰，但好景不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国王权力又随即迅速衰落，因此，确实很难说什么路易十六的专制主义。

国王表面上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实际上那只是他的宫廷、大臣、教士和贵族的奴仆，他被迫接受他们的意志，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很少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在众多国家之中，或许很少有像法国国王这样缺少自由的了。

君主制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最初是起源于它神圣而高贵的血统，以及经过若干个世代所积聚起来的传统，一个国家真正的社会框架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

当它赖以为基础的传统力量削弱的时候，旧制度也会随之消亡。在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之后，以前的拥护者也会越来越少，于是它就像—座根基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那样，顷刻间轰然坍塌了。

二、旧制度的弊端

只有得到他所统治的人们的认可，一个政体才可以最终长期地确立起来。它的弊端一直被习惯所掩盖，可是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的时候，它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等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高声呐喊自己怎么能够忍受这些弊端。所以，真正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相信自己是悲惨痛苦的人。

这样一种信念更加激化了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作家在其中发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我们稍后再研究他们的着作。那时候，旧制度隐藏下的弊端已经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了，这些弊端不在少数，我们在这里提及其中的一些。

首先，尽管中央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但这种威严是王国通过对独立省份的连续武力征服形成的，因此被分割为若干个区域，各个区域内的法律和习俗也都不尽相同，并且所征收关税也是不同的，国内的税务机构相互分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国的统一是人为的，它仿佛是由各个地区七拼八凑而形成的一种简单集合。包括路易十四在内，历代国王虽然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但都未能成功地从根本上实现法国的完全统一，而法国的大一统却在大革命中得以实现。

除了在区域上的分立，法国还呈现出社会分离的现状，即社会各等级间的分离。社会被严格地分为3个等级，即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这种等级间的严格界定是任何人不可以逾越的。

旧制度中权力的来源之一，便是这种等级间的区分，所以法国民众必须严格地遵守，但其结果却引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憎恨。因此，资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后，以种种暴行来报复和宣泄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的蔑视和压迫。一个人的自尊心如果受到什么伤害，那么往往会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伤痛，何况第三等级受到的伤害是相当多的。在1614年召开的一次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被迫取下礼帽放到膝盖上；当一个第三等级的成员冒昧地说三个等级应该如同兄弟一样时，贵族代表的发言人立即回答说：“贵族阶级与第三等级绝不存在任何兄弟关系；与其让我们与第三等级交往，倒不如与皮匠和鞋匠的后裔称兄道弟。”

那时启蒙运动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是贵族和教士仍然固守着自身的特权与要求。然而，由于他们不再承担先前的服务功能，这些特权与要求也就丧失了合理性。

在公共管理职能的运作方面，教士和贵族遭到了王权的排斥，王权对他们并不信任，资产阶级逐渐取代了他们：资产阶级正变得越来越博学多才，于是贵族和教士的社会功能就空剩了一副烂皮囊，泰纳对此的解释相当准确：

既然贵族特殊的才能已经丧失了，而第三等级却获得了一般的才能，这样一比较，他们在教育与才智方面就已经等横了，所以他们在等级上的严格界定就显得有害而多余了。不平等仅仅是多年积淀的习惯的产物，可是现在人们的意识已经不再承认它了。

第三等级对特权表示愤慨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贵族既然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然而资产阶级却有贵族所没有的才能，所以也就没有理由存在特权了。

由于长期的传统造成了等级之间森严的壁垒，所以，我们很难寻找到一股力量能说服贵族与教士放弃他们的特权。当然，在那个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