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化

一、人格的转化

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已经详尽地论述了某种关于人的性格的理论，如果对这一理论缺乏了解，我们就绝对无法理解某一时期，尤其在革命时期，人们在行为上的变化及其内在矛盾。在这里，我择其要点介绍如下：

每一个个体除了具有某些惯常的精神状态之外，还具有一些变动不安的性格：前者一般说来，只要环境不会发生变化，它就是稳定的，而后者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它往往由突发事件引起。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所有环境的产物。整体的自我是由难以数计的小我（cellular egos）构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积淀物。通过组合，这些要素达成了某种平衡，只要社会环境是稳定的，这一平衡就能持久而稳定地保持下去；一旦这种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譬如说突然爆发了动乱，那么平衡即将被打破，那些达到的平衡突然分崩离析，继之通过一种崭新的组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格。这一全新的人格将由其思想、感觉以及行为表现出来，这时我们会看到，同一个个体将发生惊人变化，简直就是前后判若两人。因此，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我们看到，诚实、敦厚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以友善着称的温文尔雅的政府官员，竟然变得嗜血成性，残忍好杀。

所以，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左右，旧的人格很可能会被一种全新的人格所取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重大宗教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参与者看起来似乎与常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实际上却与我们并无多大分别；类似事件重复发生将塑造出同一种类型的人。

拿破仑对人性的这种特征了如指掌，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中，他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我们在做出政治决策时，偶然性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深刻意识到这个道理，我才能抛弃成见，对人们于动乱之中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求全责备……在革命期间，人们只能说他们已经做了什么事；对那些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说三道四则有失明智……客观地理解人类行为确实困难……大众能够真正了解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吗？他们能自圆其说吗？事实上，随着环境的不同，他们表现出来的善恶大相径庭，甚至判若两人。

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正常的人格因素开始分解，这时，新的人格又该如何塑造形成的呢？新的人格形成有很多途径，但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心中对一种信仰有着强烈的执着追求，它为我们理解新人格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就像磁铁能将金属屑聚拢过来构成规则的曲线一样神奇。

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特别是在像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会清晰地观察和认识到新的人格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环境的变化捉摸不定，或者是非常微小，所以我们通常只能看到现实生活中个体所具有的单一人格。但在某些时候，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也会出现多种人格相互替代的现象。

这些人格之间可能是不相一致的，甚至是处于完全的对立状态。这种与正常情况相背离的现象，在某些病例条件下会变得相当突出。在病态心理学中，单一个体具有多重人格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我们可以参见莫顿·普兰斯和皮埃尔·珍妮特两个人所征引的案例。

在所有这些人格变异的例子当中，人的智力并没有什么异常，而是构成性格的诸多情感发生了改变。

二、大革命时期突出的性格因素

我们在革命中看到，社会的约束被打破后，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受到压制的情感暗中开始滋长，等待一个可以自由发泄的机会。

这些社会约束包括法律、道德以及传统，它们不可能完全被解除。在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那些社会约束很大程度上是在苟延残喘，而实际上它的压制力已经非常微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危险情感的恶性爆发。

在这些社会约束中最有力的约束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中大多数人的观察、体验和志愿的面貌，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遗传性习俗，再没有比习俗更强大的纽带了。

这种民族性的影响限制了一个民族的变化，而且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它的作用超出了一切表面上的变化。

比如，从历史上来看，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在一个世纪之内似乎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它就由大革命转向恺撒主义，进而复辟君主制，接下来又产生了革命，最后一位新的恺撒应运而生。从表面上看，时局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然而，实际上整个从根本上仍保持原样，根本没有被触动到什么。

在此，我们无意深究国民性变化的局限，却不能不考察某些情感因素的影响，在革命期间，这些情感因素的发展变化导致了个体和群体人格的变异。在这些情感因素中，我将特别地提到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我们将考察它们在历史巨变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的案例。

1.仇恨

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心理，就越容易发现那些情感现象的作用是惊人的，仇恨就属于这样一种情感，但它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情绪。对人的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情的仇恨深深地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对他们的敌人显示出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