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一、民族精神的刚性与柔性

如果想要理解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个人虽然可以从理论上否认过去的历史——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今天有许多人还在这样做，但历史的影响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和沉淀，思想、情感、惯例乃至偏见才能够汇集成一种民族精神，它赋予一个民族以力量。没有这种民族精神，人类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每一代人将不得不从头开始。

只有当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刚性之后，这种民族精神才算稳定地建立起来。但这种刚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或者说它还得具有柔性。

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和传播，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融合、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过于柔韧，其结果必然是革命的不断发生，而民族精神如果过于僵化，则会导致这一精神走向没落衰亡。同人类一样，普通物种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如果固守原来的意识形态，不能融入新的时代，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就要面临灭亡，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很少有几个民族，能够在刚性与柔性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间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点，能够实现这种平衡的完美典型，大概就要数古代的罗马和当代的英国了。

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由于不能通过逐步地演进自己，以求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当这种适应必须做出时，它们将不得不在猝然之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

民族精神的刚性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一个民族若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灿烂历史，首先就不得不先建立其自己的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只要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它就是一个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尚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因此自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以来，法兰西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虽然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但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又开始变得过于僵化。如果它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可能就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了。

以上思考向我们指出了大革命在民族方面的起因，以及民族精神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并且它还揭示了同样的革命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不一样结果的原因。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有些民族对它怀有崇高的热情，而有些民族则态度冷漠，甚至是反感厌恶。反应为什么会如此迥然相异，其实都是因为民族精神之不同的缘故。

英国经历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把一位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但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英国的民族精神非常稳定而坚固，这种稳固的精神足以守成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柔韧性，这种柔韧性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规矩。基于英国这样的民族精神，因此英国人从来没有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着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建立一个全新而不切实际的社会。

索列尔写道：“法国人蔑视政府的无能，憎恨、厌恶牧师和贵族的腐化，反抗挣脱法律的束缚和枷锁，而英国人则把他们的宗教、宪法、贵族制以及上议院视为荣耀。在英国人看来，这些东西就像巴士底狱中林立的塔楼，擅入者以藐视罪论处。英国人承认，这一城堡内部的命令颇具争议，但是，这仅限于内部解决，他们绝不容许陌生人越俎代庖。”

民族气质对各民族命运的影响，体现在西班牙语系的南美各共和国的历史中再明显不过了。在这些国家里，革命时常发生，政变也在不断更迭变换。这些国家的人民大多是混血儿，也就是说，他们纷杂的遗传已经将其祖先固有而明显的特征稀释掉了，他们原来的民族气质和传统性格也慢慢变得不是很明显了，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稳定。事实表明，混血的种族往往是最难统治的。

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由于民族原因而导致政治能力的差异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去考察那些曾经先后被两个民族统治过的国家。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相当常见的，晚近的古巴和菲律宾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原来都受西班牙的统治，后又易手转而由美国统治。

古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时，素以混乱和贫困而着称于世；然而，当这个岛国在被美国接管统治以后，其繁荣昌盛的局面又在世界上有目共睹。

无独有偶，在菲律宾发生的情况与古巴如出一辙。西班牙控制菲律宾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可是这个国家的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被弄得一团糟：灌木丛生，随处都流行着病疫，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商业，人民的生活相当凄惨而艰难。可是经过美国短短几年的统治以后，这个国家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疟疾、黄热病、瘟疫和霍乱这些病疫被彻底消灭；沼泽得到了治理和改善；农村开始建设铁路、工厂和学校；十三年里，人口死亡率竟然降低了2/3。

我们应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