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威，而身处其下的人民则主张以代表为媒介实现政治上的自主和解放。这场斗争拖拖拉拉近一个世纪，直到1688年，它才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此做了一个了断。

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引燃导火索，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政治上的枷锁和精神上的枷锁，革命的威力则属于人民。

在一场革命中，军队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如果离开了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革命过去就不会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并不是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王权在法国才开始丧失，而是早在国王的军队不再臣服于他，拒绝保护他的那一刻起，王权就已经不存在了。

军队渐渐生出叛逆之心，对现存秩序的存亡更加不放在心上，正是通过精神传播这种方式达到的。所以尽管希腊和土耳其这两种制度并无类似之处，但是，当土耳其少数军官的联合成功地推翻了土耳其政府时，希腊军官便受到土耳其军官的熏染，密谋步其后尘，改组希腊政权。

一次军事武装行动也许能够推翻政府，摆脱旧秩序的压迫——比如，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个共和国国家，其政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但是如果革命想取得重大成效和长久果实，它就必须依赖人民对旧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普遍希望。

除非广大民众的不满是普遍而强烈的，人们迫切追求新的政治生活，否则仅仅是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领着一伙人进行劫掠、破坏和屠杀当然不难，但是，要发动整个民族，或是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取得最终革命成功的果实，则非得要革命领导人具有坚韧持久的勇气、突破重重困境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夸大不满，向愤愤不平的人们灌输仇视的思想，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罪恶，尤其是长久之匮乏的唯一根源；并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说，他们所提议的新制度将造就一个幸福的时代，人民如何可以享受到在旧制度下所不能享有的权利。通过借助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这些思想得以萌发、展开和传播，一旦时机成熟，革命也就水到渠成了。

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酝酿成熟的，只不过后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而前者则颇费周折，酝酿时间比较长久。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拥有了一支可供自己支配的军队，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则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赢得物质权力。开始时，基督教仅有的一些信徒就是下等人、穷人或是奴隶。他们虽然满怀热情，憧憬着自己今生悲惨的生活能换取来世的幸福，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处于混沌阶段，因而忽略了如何改善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历史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染，教义最终扩散到一个国家的上层。但是，新的教义必然会添加一些下层民众的意志和利益，甚至这些意志和利益与上层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逆道而行，所以君主不得不斟酌考虑。在一国之君认为新的宗教信徒众多到足以接受为国教之前，这肯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四、政治革命的结果

当一个政党取得胜利时，在建立新的秩序时，它很自然地就会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组织社会。至于说把社会组织成什么样，这得视革命是受士兵、激进主义者，还是受保守主义者等的影响而定。获胜党派之所以取得胜利，这与背后支持它的社会阶级力量是分不开的，因此新的法律和制度将取决于获胜党派以及支持它的社会阶级的利益，比如说教士的利益。

革命如果只是通过纯粹的暴力斗争而取得胜利——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胜利者将全盘否定旧的法律体系，已经倒台的旧制度的支持者将不得不受到迫害、流放或消灭。

获胜的党派在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之外，还要扞卫自己的信仰，因此，在这些迫害中所使用的暴力就会达到极致，对于敌对势力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那些被征服者休想得到一丝怜悯。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要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之所以要对异教徒施以火刑，国民公会要实行严刑酷法以及法国最近颁布法律禁止宗教集会的关键原因。

胜利者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有时会导致他们采取极端而荒谬的措施，例如，国民公会就曾颁布法令用纸币代替金币，对商品进行限价，等等。不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价上碰了壁，对它的非难之声四起，法令也得不到行之有效的实施，到大革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已被人们唾弃。同样的事情最近也发生过，澳大利亚的一个几乎完全由工人组成的社会党内阁，颁布的法律是如此荒谬，一切以工会的特权为转移，因此这项法律必然会受到其他群体阶级的不满，结果遭到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不到三个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

不过，我们所考虑的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例外，大多数革命都是以一个大权在握的新元首之确立而告终。这个新元首深知，若要永保革命成功的果实，维持他的权力，首先就不能只考虑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该折中调和，兼顾各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在各种势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这样便不会受到任何一个阶级的威胁。允许某个阶级做大无异于听任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政治心理学中最确凿无疑的定律之一。法国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