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此无关，对它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们，遵守它们，而由于它们的结果受到实验的控制，我们无从得知其中的真伪，所以它们可以免除外界的一切批评。

三、政治革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对人类长远意义上的作用则远远赶不上科学革命，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科学革命的起源不同于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它唯一的起源就是理性因素，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完全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支配，理性对它们起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在《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已经详尽地探讨了信仰的两种起源——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科学革命起源于理性，而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往往都是受非理性因素的控制，它表明政治的信仰或宗教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精微的无意识信仰行为，不管其外表如何，理性对这种信仰无从施加控制；我同时也证明了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和左右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活生生地明摆在眼前的事实，信徒们对它崇拜而狂热。人们对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坚信不疑，使它拥有了一股神奇的力量，以至于它竟可以完全地控制人们的思想，至于说它的力量是否会消退，那也只有时光的流逝才会使它发生改变。

正是由于信仰被视为绝对真理这一事实，使它必然变得不宽容。这就往往产生暴力、仇恨和迫害等诸多因素。而恰恰是这些不宽容因素，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和派生品，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最为典型。

信仰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因素，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当人们互相交往时，他们不能互相宽容，不能互相调和，甚至是相互敌对或仇视，其实这都是神秘主义的信仰作用于情感而体现出来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不到信仰的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看不到信仰必然的不宽容，看不到人们在交往时不可能实现的和解，看不到神秘主义的信仰对情感所支配的强大力量，那么，大革命历史中的某些阶段依然得不到理解，那就再自然不过了。

上述这些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显得过于新奇，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试图继续通过理性逻辑来解释那些显然与理性无关的种种现象。

我们看一个例子，宗教改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湮没了法国，已经说明了它本不是由理性的影响决定的。可是，甚至是在最近的着作中，人们仍然运用理性逻辑来对它加以解释。比如，在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着的《通史》中，我们就读到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民众自发式的革命运动，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参与这场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这一切都表明个人可以拥有极为虔敬的道德心和非常大胆的怀疑精神和推理能力。

与这些历史学家的断言恰好相反，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如下几点：首先，诸如此类的运动绝不是人们自发的；其次，理性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拥有撼动世界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源于情感的因素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它们既不是由理性塑造的，也不受理性的引导和控制。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法则，那就是：它们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了非理性的力量，而非理性的力量。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是迥然不同的思想形式，然而，它们却有着相同的情感基础和神秘主义基础，它们遵循的是一种与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逻辑。

政治革命可能是由深植在人们头脑中的信仰所导致的，但革命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这些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不满”。只要不满开始普遍化，人们的抱怨情绪开始高涨，一个反对派就会形成，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其强大程度，甚至常常可以跟当时的政府相抗衡。

不满要想发挥其强大作用，必须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积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一场革命通常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现象，而这期间，它的演化有加速度之势，而不会是那种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阶段接踵而至的现象。但是，几乎所有的当代革命都是突然爆发的运动，它们顷刻之间就导致了当时政府的垮台，比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以及中国的革命都是如此。

与我们的寻常观点相反，通常那些非常保守的民族，却往往热衷于最激烈的革命。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其保守，所以它们才不能接受缓慢的进化过程，适应不了环境的各种变化，所以，当矛盾来临，而且变得过于激烈时，它们常常倾向于突然间的猝变。于是，这种突然间的进化就演变成一场革命。

即便是那些适应渐进而缓慢演化的民族，也并不总是能够避免革命的发生，比如，在英国，君主苦心孤诣地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和无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