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都是这样，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的怀疑，于是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她们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却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就如同前面的例子，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对其他的目击者产生了影响。

像这样的事情，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一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此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了。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了尸体，有时当然会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者其他让别人产生同感的装束细节。这种同感就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征服理解力，扼杀一切的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了，而是头脑产生的幻象。在报纸所记录的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然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了，由此可以向我们解释，我们从这种现象中，一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经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有一个小孩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之旅。接下来，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在同学辨认了尸体的第二天，有一个女人大喊：“天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并观察他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的儿子，”她说，“他在去年七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她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到现场，说：“那是小费利贝。”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这个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也有孩子的同学，他的根据是尸体佩戴的一枚徽章。

然而，这些人全搞错了。六周后，那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死，又被人运到了巴黎。应该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也就是最缺乏主见的人。这件事同时向我们表明，这样的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对儿童来说，绝不能相信他们的证词。地方长官习惯说童言无忌，但如果他们有一点点的心理学知识，他们就会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很无辜的谎言——可它仍然是谎言。就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凭借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倒不如采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我们的结论是，它们的集体观察很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们所表达的不过是传染过程中影响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我们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很不可靠，甚至能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二十五年前的色当一战，数千人参与了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的证词，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定指挥这场战役的到底是谁。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为止总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由数百人证明过的所谓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几乎为零。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准确性的最为强有力的证明了。但是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却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其文章需要重写。要知道，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应该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如果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名目击者所证实了，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他们公认的记述相差太远了，完全不可信。

由此得出的明确结论是，我们只能把史学着做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毫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于思考结果的自我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度光阴。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过去的真相就一无所知了。那些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像赫拉克利特1 、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过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可能没有一句。可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没什么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了什么形象。你要知道，打动群体心灵的往往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当时的真实的英雄。

很不幸，神话虽被清楚记录，却毫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2 爱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没有多少的共同点。

英雄的神话就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改变了，让英雄离我们而去，也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现在的时代就能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的神话，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很多次。比如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的眼里，他注定会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可三十年后，这个安详、仁爱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野心，就使接近三百万人丢掉了性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发生了变化。在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家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