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两条战线上的战争

了平民、处决了战俘并残酷对待妇女儿童。面对这些证据，德国学者坚称德军未实施任何暴行显然非常荒谬。

勒庞承认自己关于德军暴行的材料很多都来自以上手册。他也从德军士兵的日记中引用了一些事例，以直接反驳德方对此的否认，因为“德方很难否认自己士兵所述事实”。就此而言，勒庞的研究方法与许多其他法国评论家一样，希望基于来源非本土的资料建立论据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在整本书中，勒庞将很多论述重点都放在与法国毫无关联也不具偏袒性的资料来源上，以便彰显法国学术态度的客观和公正。此外，他也希望基于以往作品中提出的心理学规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畸变，关于德军行为是否为暴行的争论正好给他提供了这一机会。

为解释德军为何如此轻视关于士兵行为准则的既有规定，勒庞转而引用其有关民族性格是内在与不变的理论。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他提出国民性格是“构成种族天赋的无意识因素”的产物。与许多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在同一国家中成长的所有个人，由于负载了同样的历史，受到同样理念的激励，因此在某些方面基本相似。尽管任何国家中，个人可能由于教育与成长方式不同、家庭影响不同而彼此大不相同，但“种族天性”却不能被完全忽视：“即便在智力和学识上大不相同的人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天性、激情和感觉。”

勒庞关于“种族特征”的概念与20世纪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种族“纯洁性”不过是荒谬的虚构概念。尽管如此，他坚称人的个性是由若干遗传而来的核心因素组成，具有“相当固定的心理内核”。以德国人为例，虐待、残忍、蔑视文明行为都深深根植于其集体心理之中。勒庞认为，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在各个方面都与公元头几个世纪中的事件相似”，这仅仅是因为德国人未能完全驯服自身原始的、残忍的天性。他总结道：“如果认为文明的进步能够通过开发我们的智力来转变我们的情感，那便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此类事情从未发生过。社会约束会隐藏起一些民族的部分野蛮本性，但这仅仅是伪装。约束一旦消失，这些本性便会重现。”勒庞坚信德国人永远都是“法兰西民族与法国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否定了多数学者的乐观倡议——德法将在战后出于对国际准则的共同尊重而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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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以上德军暴行与德国学者的谬论感到震惊之外，法国学者们还同样——尽管更加喜悦——惊讶于法国士兵们所表现出的刚毅与勇气。法国知识界经历过1871年惨败之后的阴影，嘲笑过法军反对共和的倾向，害怕法国会因为自负而堕落，如今却为全民面对战争爆发所显现的决心而震惊。怎样才能解释法国士兵们为何下定决心离开安逸的家庭生活、投身于战争的无边苦难之中呢？倾向于从宗教角度寻找原因的评论家们认为，自1914年8月起，一场“奇迹”已经改变了法国。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在面对战争挑战时，法国士兵们展现出一种在和平年代从未出现的精神活力。

在“一战”之前的最后几个好年头中，法国的社会评论家们哀叹现代社会的道德腐败，并常常用出生率下降或离婚率上升等事例证明法国确实正在走向衰落。鼓励生育者们纷纷哀叹：已婚夫妇为了舒适生活而选择不要孩子，以便在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中满足种种私欲。他们忽视了国家需要，因为国家只有当人口持续增长时，才能承担自我防卫的职能。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法国公民也对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漠不关心。爱德华·贝伦森（Edward Berenson）指出，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不断攀升的离婚率成为引起全国警觉的话题，因为这被视为当代法国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社会腐朽的一大症状。

勒庞本人也非常关心法国的道德败坏问题。尽管他并不认同鼓励生育者们关于“国家实力完全基于人口出生率”的主张，却与许多保守派评论家一样认为法国国力即将衰落。他在1895年写道：“当今这代人受到的教育让我们无望地看到——学校里培养出大量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已为法国未来的衰落铺好道路。”那么，他该如何解释“成千上万的人抛弃奢华与安逸的生活，投身危险和贫困之中，像古代最威武的勇士一般奋勇战斗”呢？

就以上问题，勒庞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给予了关注。为何受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个人主义教育的一代人能够抛弃自我放纵和物质享受，积极地响应参战？勒庞就此援用了在《乌合之众》中阐述过的三大概念：环境决定论、心理感染和集体的遗传（或种族）特性。

在写作此书20年前，勒庞说过：“所有心理构成都包括各种潜在性格，这些性格可能会由于环境的突然变化而得到显现。”随着情境的变化，人也会发生变化。这条规律在战时变得尤为明显——国民所处的新环境让所有先前潜伏的性格特点全部浮现上来。勒庞认为“一场漫长的战争有能力改变我们精神生活的平衡”，因此得出结论：一个个体的性格会在战争中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其可能做出使身边人甚至本人都感到震惊的举动”。如果个人会受到环境因素的改变，国家也一样。1914年的法国显然就是这种情况：抛弃了反教权政治，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