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两条战线上的战争

理性，便会误解人们动机的本质。勒庞更倾向于在“情感的、集体的、神秘主义的力量”中寻求将欧洲拖入战争的解释。

勒庞意识到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导致“一战”的爆发，因此沉痛地指出情感因素对每一个参战国都构成了影响。某些国家是由于荣誉、职责或骄傲，另一些是由于种族仇恨、自负和野心膨胀。例如，英国奋起保卫比利时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道德义务；法国则是认为有必要扞卫国际条约并扞卫受到侵害的东欧盟国。与此相反，德、奥两国却并不是出于如此高尚的情感因素：奥地利是出于对塞尔维亚的深刻仇恨，德国则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非理性信仰。无论如何，理性在任何国家的权衡中都不占据任何地位。

导致七月冲突转化为欧洲战争的并不是理性，而是各国在心理上的短视。在一系列外交交锋中，各国都暴露出心理洞察力的不足。例如，德国和奥地利没能看到将驱使俄国保卫塞尔维亚的心理因素，即便参战完全有悖于俄国的根本利益。德、奥两国还误判英国将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破坏袖手旁观，但是英国做出的反应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荣誉。勒庞认为，德国最糟糕的误判便是没能预见英国全民对荣誉和尊严的重视。

尽管情感力量和心理误判使得各国的行为完全脱离，甚至违背了理性。但是勒庞认为，最终将欧洲拖入战争的却是德国对自身“上帝赋予的优越性”的神秘主义信仰——他将其特征定义为“热爱神秘、热爱超自然力、蔑视经验、相信上天的力量作用于世俗现象”。他认为：“神秘主义是导致德国最终发起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的神秘主义有一些已经确立的内容：德国人经上帝挑选，注定将要统治欧洲。这一套信仰在19世纪时受到历史学家特赖奇克（Treitschke）和兰普莱希特（Lamprecht）的推崇，似乎也在德国工业的惊人发展和军事扩张中得到证实。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鼓励人民相信上帝选派了德国统治欧洲，因此德国人如同受到催眠，愿意忽视所有理性的个人利益，并全力寻求履行天赋使命的机会。

神秘主义在当时德国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政治家还是学术领袖都不能免受影响。在勒庞看来，这明显体现在起草《93宣言》的那些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行为之中。与许多法国学者一样，勒庞十分愤怒这些德国学者狂热地、一致地、不顾事实地为德国的错误和暴行找借口的行径。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德国侵略原因的法国学者还认为，德国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也解释了德国学者为何能够快速集结起来扞卫祖国。这种文化传统更强调服从而不是学术独立，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要之上，并把一切不合法、不道德、不名誉的事物正当化，因此最终导致《93宣言》的出台。勒庞却直接否认了上述观点，并基于心理原则给出解释。他承认宣言的签署者“在某些情况下深负名望”，但也毫不犹豫地指出这些人“展现出最奇怪的推理缺陷与对他国心理的全然无知”。勒庞如此解释《93宣言》现象：“德国人（关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反映出，基于暗示和心理传染的信仰丝毫不受论证的影响……即使是最高智力都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这种信仰的奴隶。”勒庞在《93宣言》中证实了他很早以前即在书中指出的事实——“当置身于集体影响中，即使是最睿智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判断力。”若不是这样，又该如何理解那么多颇有成就的学者为何能够抛弃一切独立判断力，全然不顾事实，辩解德军并未犯下任何暴行呢？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关于德军暴行的争论也在激烈进行。在英国，布莱斯委员会用耸人听闻的细节报告了德军的罪行，这些故事情节如此可怕，甚至导致某些读者认为其真实可信。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重新研究了这些事实，找出一切证据和原因，来探寻德国评论家们为何承认针对平民的行为并非“暴行”。约翰·霍恩等人证明，针对德军的许多指控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但是同时德国对此的否认也并非毫无理由。德军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对平民的行为正当，因为他们真心相信平民大多不是无辜的旁观者：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平民往往是游击队或士兵伪装而成的。因此，在1914年8月行军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德军杀死了许多村民和乡村牧师，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平民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

以上这些分析基于战争期间备受关注的一些材料——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处收集的日记和战地手记。受到《93宣言》的刺激，法国学者们成立了一个战争资料研究委员会，以质疑德国人对种种事实的否认，并极力证明——无论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流传的那些关于德军暴行的故事多么可怕，它都是真实的。关于这一问题，有两本宣传册。第一本发表于1915年，题为《德国的战争理论与实践》，其中关于德军暴行的资料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或许清楚这些证据不够中立，因此在之后又发表了《德国人之暴行》宣传册，该手册中的事实证据来自德国方面，主要是1914年9月间被俘或阵亡的德军士兵日记。这些自证其罪的材料反映，德军确实焚烧了村落、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