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乐观可以有弹性

的，但不幸的是对国家信心的消失与家庭的破裂、信仰的崩溃几乎同时发生。

高离婚率、快速的人口流动以及低出生率是家庭瓦解的三大原因。由于离婚频繁，家庭不再是我们的避风港。高流动率严重动摇了家庭的凝聚力。最后，美国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小孩，这样他们很可能没有兄弟姐妹，非常孤独。虽然父母投到孩子身上的注意力在短期内似乎对孩子非常有利（父母的注意的确使孩子的智商提高了0.5），但是长远来讲，它使孩子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他自己的快乐与痛苦比什么都重要。

因此，当你对神祗失去信仰，对国家保护你的力量失去信心，当家庭瓦解时，你还可以去哪里寻找认同？寻找人生的目的？寻找希望？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我们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这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特大号自我，对抑郁症可以说是坐以待毙的。

个人主义的兴盛和公共意识的薄弱都会增加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而这两者同时发生在美国的现代历史中，依我看，这就是抑郁症在美国泛滥的主要原因，造成泛滥的机制则是习得性无助。

在本书第4章和第5章，我们看到当人们面临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失败时，他就会有无助感。这个无助感越来越强烈时就会变成无望，最后升级成为严重的抑郁症，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永久性的失败，把责任都归因为自己的无能。

人一生中免不了有失意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挫折、失败、闭门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除了个人，它不再重视其他东西，而当个人遭遇不幸时，他也不能从社会得到任何安慰。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会对它的成员的损失加以安慰或补偿，使无助不致于升级成无望。一位心理人类学家希弗林（Buck Schieffelin）曾到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卡鲁里（Kaluli）中寻找类似文明世界的抑郁症，结果他一无所获。当卡鲁里人饲养的猪跑掉时，这个人会很伤心，但是族人会再给他一头猪，这个损失会由全族人共同承担，所以他的无助不会升级成无望，他的损失也不会扩大成绝望。

美国社会抑郁症的泛滥不全然是因为社会不施予我们援手，很多时候其实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悲观解释风格使得人们把失败归因于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原因。个人主义的抬头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失败大概就是我的错。既然没有别人存在，当然好坏都是自己的事。公共意识的丧失意味着失败是永久的、普遍的。由于神祗、国家、家庭都不再重要，因此个人的失败看起来就像是天大的灾难。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时间随着个人的死亡而终止，因此个人的失败似乎就是永久的，而且这个失败得不到任何慰藉，这使他的一生都受到这个失败的影响。如果我们有超越自我的、比较高远、比较宏大的信仰时，个人的失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永久，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取舍之间

所以下面就是我的诊断：抑郁症的泛滥来自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公共意识的消失。这表示我们有两个出路：第一就是改变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寻求新的平衡点；第二就是找出特大号自我的优势。

特大号的自我会有怎样的未来？我认为如果不对个人主义加以限制和规范，它就会像脱缰野马，不但会毁了我们，也会毁了它自己。因为盛行个人主义的社会都会充满了抑郁症，而当别的社会看出个人主义会使抑郁症增加10倍时，个人主义自然就会衰微。

第二个原因，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命的无意义感。有意义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必须依附到一个比自我更大的东西上去。你可以依附的东西越大，你所拥有的意义就越多。如果年轻人不能正视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在乎他对国家的责任，也不再是一个大的、紧密的家庭的一份子时，他就很难在他的生命中找到任何意义。

换句话说就是，自我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减少抑郁症和生命的无意义感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一个可能性是放弃极端的个人主义，让特大号的自我回归原本的自我。另一个比较可怕的可能性是我们投降，交还个人主义所带给我们的新自由，放弃个人控制和对个人的关心。

特大号自我的宝藏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有希望的可能性。它们都是要发掘特大号自我的优势：第一个是利用增加公共意识来平衡自我和团体的关系；第二是运用习得性乐观。

道德慢跑

特大号的自我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促使自我取得进步，或许在这个自我改进的过程中，它可以看出自我第一的本位主义虽然在短期内很有利，但长远看来却是有害的。

这个特大号自我所能做的选择中，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或许在了解了抑郁症和无意义感会跟随着过度的自我中心而来后，我们可以降低对自我舒适与否的重视，但仍保持对个人主义重要性的信仰。这样，我们就可以匀出一点空间让我们可以依附到比较宏大的东西上去。

但即使我们愿意这样做，在美国这个如此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中，对团体的认同与奉献也并不是一说就能做到的。我们还是有太多的自我存在着，因此必须想一个新办法。

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