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乐观可以有弹性

身边的悲喜故事

凌晨四点纠缠着我的恐惧在这两个月已经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我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

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娜拉。现在我打字时，她安详地在旁边吃奶，大概每隔一分钟，她就停下来，用她深蓝色的眼睛望着我，对我微笑。微笑是她新学会的技巧，一笑起来整张脸都喜滋滋的。

我想起了去年冬天在夏威夷看到的小鲸鱼，它们在水中无忧无虑地嬉戏，它们的父母在旁边保护着它们。娜拉的笑容常常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把我惊醒。

她的前途会怎样？现在的可爱以后又会变成什么样？《纽约时报》报导说，美国已婚女性突然决定要生孩子的人数是10年前的两倍。这些新生代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但他们也是身处危难的一代，除了本来已有的核武器、政治和环境灾难外，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灾难。

抑郁如此流行，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才能幸免？

后面的这个灾难或许有救，习得性乐观在这份解药里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本书中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抑郁症的数量急剧增加。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祖父母得严重抑郁症的几率大了10倍，女人和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抑郁症的折磨。目前看不到任何缓解这个流行病的迹象，而我凌晨四点的噩梦告诉我，对娜拉和她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危机。

要解释抑郁症现在为什么这么频繁和平常，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的孩子这么容易受到抑郁症的侵蚀，我先要检视两个令人警觉的趋势：自我意识的膨胀和公共意识（commons）的消失。

“特大号”的自我

当今社会对自我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赋予个人的权利也是前所未有的：你可以改变自我，甚至改变自我思考的方式，因为这是一个强调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的时代。目前自我膨胀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个体的无助已经到了需要被治疗的地步。

20世纪初，当刚刚出现生产线时，人们只能买到白色的冰箱，因为把生产线上的每一台冰箱都喷上同样的颜色比较省钱。1950年以后，人们开始有了选择。由于科技的进步，使得工厂可以给冰箱喷上不同的颜色，而依然有利可图。科技打开了巨大的个性化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满足个人特定的需求。现在的牛仔裤已经不一定是蓝色的了，它可以有几十种颜色和款式；每一年汽车公司都推出各式各样的新款汽车；市面上有着成百上千种啤酒和饮料；单单是阿司匹林就有几百种。

要创造个性化的市场，就需要广告绞尽脑汁地宣扬个人控制。当人们有很多钱来进行消费时，个人主义就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世界观。

现代的财富跟几百年前的富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中世纪的王子，他很富有，但他的财富不能转变成购买力，他没办法卖他的领地去买马，就像他没有办法去卖他的爵位一样。但我们今天的财富是建立在五花八门的选择上，我们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音乐会、更多的书、更多的知识，甚至有人说我们有了更多的可以去选择的爱。

物质欲望的大幅提高，也带来了工作和爱情上的期待（或者说可接受的程度）。以往只要工作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我们就很满意了，但今天却不行。它必须要有点意义才行，同时还要有升迁的途径和空间，同事间要意气相投，还要有良好的退休制度，这样我们才能感到满意。

人们对婚姻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它不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我们要求配偶性感、苗条，谈吐有风趣，网球要打得好，等等。这些期望的提升来自我们选择性的增加。

谁来选？所有人。现代人不再像古代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个农民。现在他们有无数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其结果就是一个新的自我，一个“特大号”的自我。

我们现在的财富和科技使自我发展到了顶点。不管好还是不好，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特大号自我的文化中。过度膨胀的自我带来了危机，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抑郁症的泛滥，我认为抑郁症的流行跟特大号自我有很大关系。

如果在一个隔离的情境下，自我的扩张可能有正面的效果，它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把潜能发挥出来。但事与愿违。我们这个时代自我的扩张正好与公共意识的消失同时发生，人们失去了生存的高层目的，而生活目的的消失与共同意识的薄弱，为抑郁症的繁殖提供了最佳环境。

遗失的精神家园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他自己而活，那的确是一个很贫乏的生命。人类需要生活在意义和希望中。我们以往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希望，当我们遇到失败时，我们可以停下来，在这个意义和希望的精神堡垒中休养一下，重新去思考我是谁。我把这个叫做公共意识，它包括我们对国家、神祗和家庭的看法。

过去的25年里，削弱我们公共意识的事件不断发生。这使得我们几乎要赤裸裸地去面对生活的冲击。总统的被刺、越战、水门事件等，破坏了我们对国家的期望。因此，爱国、对国家忠诚不再能带给我们希望，这使得人们从内心去寻找自我满足，使得人们更加注意他们自己的生活。

政治事件削弱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社会趋势也减弱人们对神祗和家庭的依赖。本来宗教和家庭是可以取代国家而作为希望和目的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