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對的本質

這個研究進行的地方是帕爾默體育場，是普林斯頓大學對上達特茅斯學院的美式足球比賽。當年是常春藤聯盟大學還位居世界級足球的年代。比賽前一週，普林斯頓大學的美式足球四分衛迪克．卡茲梅還出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面。

這場比賽很粗暴，而就某些人的說法是：「不但粗暴而且下流。」比賽第二節時卡茲梅被打斷鼻子，第三節時一名達特茅斯球員因為斷腿而下場。普林斯頓大學的哈德利．坎特里爾和達特茅斯學院的阿伯特．哈斯托夫，這兩位心理學教授後來寫道：「比賽進行時和結束後都充滿了火爆氣氛⋯⋯譴責隨之而來。」

他們倆將這場比賽做為部落心理學的研究：把比賽影片拿給兩校的學生看，發現雙方觀點有明顯差異。例如，在觀察達特茅斯隊的犯規次數時，普林斯頓的學生平均看到了九．八次，達特茅斯學生則是四．三次。這些發現可能不會讓你震驚，部落的臍帶關係可以扭曲感知，這已是常識。但這項研究採用了真實世界的偏見案例，因而讓這種偏見從街談巷議，躍升為科學研究中的真實數據。這項研究因此成了經典之作。

與該研究著名的偏見量化相比，較鮮為人知的是：作者提出「關於偏見是否真的是正確用詞」的疑問。當我們想到認知偏見時，我們想到的是加以扭曲所感知事物的清晰觀點。但這預設了有個東西在那裡「被感知」。哈斯托夫和坎特里爾寫道：「說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態度』，是不準確且誤導的⋯⋯這裡的數據表明，沒有像『遊戲』這樣的『東西』，以自身存在於『那裡』讓人們可以僅止於『觀察』。『遊戲』是為了人而『存在』的，並且只有遊戲中發生的事情對遊戲者的目的產生意義，才能說他經驗了這場遊戲。在環境下發生的所有事件中，一個人會從以自我為中心所建構的整個架構裡，選擇那些對他具有一定意義的東西。」

當然，哈斯托夫和坎特里爾並沒有談論電影《駭客任務》。但是，就跟這部電影一樣，他們對於「真實世界」到底有多真實產生了懷疑，也就是懷疑去談論獨立於心智之外而存在於那裡的「事物」是否有意義。他們寫道：「『事物』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就是不一樣，不論那個『事物』是足球比賽、總統候選人、共產主義，還是菠菜。」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想起了自己與勒達．科斯米德斯的對話。我們在第七章提過，她在發展模組化心智的概念上做出了長足的貢獻。其實，她已不再稱這為模組化觀點。她說，「模組」一詞已經遭到誤解，部分原因就是我在第七章試圖釐清的常見誤解。她現在會使用其他術語，如「特定範疇的心理機制」，這雖然較不那麼簡潔，卻更精確。

我和勒達討論到這些模組，以及為人類帶來憂煩的各種偏見之間的關係。我談到我們對世界的觀點，如何被當前主導我們意識的模組所「著色」。她質疑去談論「著色」過程是否有意義，因為這預設了原先存在著所謂「未著色」的觀點。

她說：「總會有某些心理機制在做某些事。這些機制在創造我們的世界，創造我們對世界的觀點。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會說『特定範疇的機制為我們的觀點著色』，而是說『它們創造了我們的觀點』。要感知這個世界，就一定要在概念上把世界切割成一片一片。」這聽起來很像佛教觀點：從菠菜到足球比賽，所有事物的固有存在都是空。只有在我們從知覺領域中取用了一些元素組合，再施加集體的意義之後，事物（色）才會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之中。哈斯托夫和坎特里爾寫道：「除非賦予那些在足球場或任何其他社交場合『發生的事件』某些意義，這些才會成為『經驗性的事件』。」他們說這種意義來自於某種意義資料庫，那個駐留在「我們稱之為個人採用的形式世界」資料庫。

據推測，在發配給事物這些意義之前，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具形式的。一旦被發配了意義，事物就有了形式，也就有了本質。

事實上，本質內還有本質。有足球賽的本質、足球隊的本質、足球員的本質。而這些不同本質可以相互連繫。特定足球賽的特定本質，將取決於兩支球隊的本質。舉例來說，我們喜歡、我們有多喜歡，以及我們用什麼方式來喜歡哪支球隊，都將反過來成為球員的本質。

或者，也許事情會以反方向運作。我們在特定球員身上看到的本質，將決定我們喜歡哪支球隊，進而形塑這場比賽在我們記憶中所採用的形式。毫無疑問的是，在一九五一年的美國某地，一些從未聽說過普林斯頓大學的孩子會讀到迪克．卡茲梅在《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並成為普林斯頓球隊的粉絲，而所有後來有關普林斯頓美式足球比賽的消息，都會形塑成適當的形式。

我並不是說，如果你沒有一支喜愛的美式足球隊，那麼美式足球的世界對你來說就是沒有形式的世界。我也不認為這是哈斯托夫和坎特里爾的意思。如果你正走過機場大廳，抬頭看到電視螢幕上的美式足球賽，那麼在你尚未了解到是哪些隊伍在比賽時，你所感知到的就是一般的美式足球賽本質。即使你沒有偏愛哪個球隊，你可能也會在細查之後注意到，這種本質的「一般」意義，確實涉及某種偏好。你或許不是任何一支球隊的球迷，但你仍可能是美式足球迷，因而會更著迷於球賽，想知道是哪支球隊在比賽，或只是很想看到一些有趣的賽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