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現實入侵了這種方便的錯覺呢？如果我們碰巧看到或聽到敵人做了好事怎麼辦？如果我們看到或聽到朋友做出壞事怎麼辦？
難道這不會構成威脅，讓他們內在的本質有了消失的危機嗎？
是的，這確實構成了這種威脅。但我們的大腦非常善於抵禦威脅！
事實上，我們的大腦似乎有為了應付這種特殊威脅而設計的機制。你可以稱之為：本質保存機制。
事實證明，基本歸因謬誤（傾向於高估性情的角色以及低估情境的角色）並不像心理學家最初認為的那麼簡單。有時我們確實淡化了性情的作用、放大了情境的角色。
我們在這兩種情況下，會出現這樣的傾向：
一、如果敵人或對手做了好事，我們會傾向歸因於環境。例如，他會給乞丐錢，是因為有個女人剛好站在那裡，而他想加深她的印象。
二、如果密友或盟友做了壞事，那麼我們更會強化環境歸因。例如，她之所以會對路邊討錢的乞丐大吼大叫，是因為她的工作壓力很大。
這種解釋上的靈活性不僅塑造了我們的個人生活，也形塑了國際關係。
社會科學家赫伯特．凱爾曼已經注意到這種傾向如何讓敵人永遠留在敵人那一端：「歸因機制⋯⋯促使你去確認原始的敵人形象。敵人的敵對行動是性情歸因的，因此會進一步證明敵人天生具備侵略性、無情的性格。和解行動則會被解釋為對情境力量的反應，是戰術操作、是對外部壓力的反應，或是因屈居弱勢所做的權宜之計，因此不需要修改敵人的原始圖像。」
這有助於解釋，當戰爭接近時，為什麼主戰的人們會卯盡全力妖魔化敵對陣營的國家領導人。在美伊戰爭前，情勢逐漸緊張之際，當時強硬派的美國雜誌《新共和國》，將登上封面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畫像上的鬍子，修成希特勒的模樣。這做得並不十分微妙，但有效。因為一旦有人被牢牢關入敵人的盒子裡，我們的歸因機制會讓敵人很難從盒子中脫逃。例如，如果像海珊這樣的人會放行國際檢查員進入他的國家尋找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那一定只是伎倆（確實，他在二○○三年伊拉克戰爭前不久就這麼做了）。他一定已經把那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藏在某處了。畢竟，海珊的本質如果不是邪惡的，那也至少是壞的！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海珊已經做了可怕的事情。但未能看清他，導致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伊拉克戰爭及其餘波中超過十萬名無辜者的死亡。
戰爭提供了絕佳範例，讓我們知道本質如何從一個層面散播到另一個層面。你一開始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國家領導者本質上都是壞的。
接著跳到下一個想法：整個國家，像是伊拉克、德國或日本，都是你的敵人。然後，再轉化到這個想法：該國的所有士兵，甚至所有人民，本質上都是壞的。而如果這些人很壞，就意味著就算殺死他們，也不會良心不安。美國在日本兩個城市（是城市，而非軍事基地）投放了原子彈，而此舉幾乎沒有美國人提出抗議。
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因為這種致命的後果而被捲入部落心理學。這種心理學改變了我們的感知與道德計算，雖然這些案例的重要性不高，卻很常見。一個特別有說服力的案例發生在一九五一年，位於普林斯頓神學院以東一．六公里處，這也是進行一九七三年好撒瑪利亞人實驗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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