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低买高卖

利策略”（STAR，指代英文中“统计套利”两个单词的前两个字母STatistical ARbitrage）。应投资人的要求，我们把明星套利策略的历史交易记录送到了巴拉量化投资公司。巴拉量化投资公司在研究及开发金融产品的领域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他们用E2模型——包括55个产业因子和13个宏观经济因子——对明星套利策略进行了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明星套利策略的收益对这68个因子全是系统中性的，并且策略收益也跟运气无关。

能够超过班贝格模型的表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这也是因为班贝格模型在数据拟合中，收益会逐渐降低。另一个问题是，因为在1987年收益惊人，摩根士丹利把统计套利交易的数量扩增到9亿美元多头、9亿美元空头这一庞大的的数字，降低了市场上所有使用这一方法进行套利的投资人的收益。曾有传言说摩根士丹利后来在这一策略上损失了6%到12%的资产，导致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一策略。

摩根士丹利的员工们逐渐离开主管统计套利的量化系统团队。大卫·E.肖便是其中之一。肖原本是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的教授，想要利用计算机技术在华尔街有所作为。

1988年春天，肖来到新港沙滩，我们详细讨论了他通过改进统计套利策略开发新金融产品的想法。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有能力按他的计划提供1 0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并深为所动。不过由于我们当时已经有了另一个非常优秀的统计套利策略，我们最终决定放弃本项目。然后，肖找到其他投资人，创办了当时华尔街最为成功的分析公司。之后，肖还被聘为总统科学顾问团的一员。徳勋集团接着以统计套利作为核心盈利项目，雇用了大批聪明的量化学术人才，把业务拓展到对冲和其他套利领域（这又回到了他当初在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提出的计划）。2014年，《福布斯》将大卫·肖列为全美最富排行榜第134位，他的身价达到38亿美元。在他的所有雇员中，有一个名为杰夫·贝索斯的员工，他在1994年为徳勋集团寻找商机的过程中萌生了开网上书店的想法，并很快辞去徳勋集团的职务，成立了亚马逊公司

（Amazon.com）。2014年，贝索斯以300亿美元的身价排全美最富有的人第15位。

就在1988年年末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逐渐衰落的时候，尽管当时压力重重，我们依然成功开发出一套更简单却更强大[8]的统计套利系统。随着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解散，我希望一切变得越简单越好。与之相对地，我们把重心放在两块只需少量员工就能处理的领域：

对冲日本权证[9]和投资其他对冲基金。两者都进行得相当顺利。

我并没有计划立刻把新的统计套利技巧投入使用。和市场竞争一样，随着使用类似系统的人越来越多，我预计这会逐渐蚕食剩余的套利空间。4年后，我的朋友，也是前合伙人，杰里·巴塞尔前来探望我，向我讲述了统计套利所创造的收益传奇，除了徳勋集团，还有其他金融从业者应用了统计套利系统，包括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老员工，还有数名从摩根士丹利出来自己创办对冲基金公司的前量化分析师们。我询问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们，想看看他们知不知道统计套利策略是如何从摩根士丹利发展而来的，他们都摇头表示一无所知，偶尔有几个表示有谣言说是一个无名的传奇“发现者”——格里·班贝格开发的，这般看来，他的贡献如今已经被完全抹去了。

杰里·巴塞尔告诉我，他现在正为我们的一个前投资人工作，这名投资人准备发起一项数十亿美元的养老金和利益分享计划，如果我们的统计套利系统现在依然可以运转，这名投资人乐意出资让这套系统发挥它的最大容量以尽可能获利。然而，在试图产生额外收益时，每个具有套利优势的股票系统所能利用的资金都是有限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买入被低估的证券会促使股价上升，卖空被高估的证券则会让股价下跌，两者都会减少差价。因此，打败市场的机会是有限的，交易本身也会影响证券的价格。

由于我们的统计套利方法大部分都已经被计算机程序化，史蒂夫和我在少量员工的帮助下就能游刃有余地处理账户。这同样也为我们留下了充裕的时间享受生活。于是，我们决定接下这一项目，公司顺利开张。最开始是数据模拟，我们的软件运行得很顺利，1992年8月，软件正式投入使用，开始投资实款。

我同样也希望投入自己的资金，开一家新的合伙公司就是一种行之有效且有利可图的方法，这促使我在1994年8月创立了山脊合伙公司（Ridgeline Partners），和我们的主营账户共同交易。山脊合伙公司的有限合伙人在公司运营的8年又1个季度里，每年都能获得18%的收益。

附录E是当时其中一个大额账户的投资表现，出于隐私，我管它叫XYZ，在这段时期内，标普500指数的年回报率为7.77%，年收益标准差为15.07%。XYZ的无杠杆年收益在扣除费用前为18.21%，是标普500指数的2倍；而XYZ的风险（年收益标准差）则只有6.68%。XYZ的收益–风险比是2.73，也是标普500指数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