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科学的游乐场

好者，全球其他地区的无线电操作员总数差不多也是这么多，而此时我能够和全球任何一个在这个通信网络里的人交谈，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高兴。

与此同时，美军已经把我母亲一家从日本在菲律宾的战俘营中解救出来。我的外祖母、舅舅、两个姨妈以及他们的一家都将从菲律宾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们说，我的阿姨诺娜和她的丈夫在孩子们面前被日本人杀害，而我的外祖父在战俘营中痛苦地死于前列腺癌，他逝世时距离解放只有一个星期。我的舅舅山姆在战前曾经是医学院的预备学生，他说当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尽可能安慰我那拒绝接受药物和手术治疗的外祖父[1]。

家里一下子多了10个人，父亲利用墓地工作中的换班时间造了一间阁楼并增加了两间卧室和一条走廊。我和弟弟詹姆斯（我们也叫他吉米）共住一间卧室，而另一间则是山姆的房间。家庭成员的陡增不仅带来了住宿上的困难，也带来了不少经济负担。姨妈、姨父和他们3岁的儿子在日本战俘营里曾经接触过结核病人。为了防止余下的家庭成员被传染，他们在单独的桌子上吃饭。当然，细菌依然可能通过打喷嚏和咳嗽时的飞沫传播，所以我们仍然有一定的被传染的风险。几十年后，我的第一张X光片显示，我的肺部有一小处病变，不过状态很稳定，医生觉得这处病变可能跟我早年暴露在结核病菌的环境中有关。

我的另一个姨妈带来了她的丈夫和3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像法西斯一样生活作风强硬的人，要求妻子和孩子服从自己的每句话，因此姨妈经常忍受丈夫的谩骂。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还有在日本战俘营中经历的一切，他们家的长子弗兰克变成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点儿反社会的人。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何故触怒了他，不过他告诉我弟弟詹姆斯他想要杀了我。弗兰克比我年长不少，身材也要魁梧许多，但我并没打算就此退缩。出于谨慎，我随身带着一瓶装满家用氨水的喷雾器，这也是我当时最顺手的“化学武器”之一。他们搬走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但亲戚告诉我，弗兰克之后参加了朝鲜战争。由于相当享受充满厮杀的军旅生活，战后他延长了服役期限。另一个表姐几年后再次见到弗兰克的时候，他正带着7岁的儿子。表姐十分震惊地发现，弗兰克完全在用军队的行为标准使唤这个小家伙。他最后逝世于2012年，讣告提到他生前是一位知名的武术指导。

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家族的影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是如何限制了我父亲一生的发展机会的，我暗下决心要为了自己和将来的孩子们做到更好。

尽管我们家在“二战”中饱受痛苦，我此生也从未想过要把这一切归罪于美籍日裔居民。后来我才发现，美国政府当时的真正态度是：把他们拘留在特殊隔离的集中营里；强行征用、售卖他们的房屋和地产；而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班上离开。杰克·沙松先生对于政府的这种作为愤愤不平，他经常告诉我和我的挚友迪克·克莱尔、吉姆·哈特，以及其他学生和教师，这样的待遇非常不公正。战后，一些被囚禁的日裔学生重返校园。杰克跟我提到其中有位学生在IQ（智商）测试中只有71分（在所有人中排后3%）。作为拥有心理学学位的老师，他看得出来这位学生天资聪颖，成绩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懂英语。杰克接着问我是否愿意在午饭时间帮助他学习英语。“当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一个学期后，这名学生重新参加测试，拿了140分（在所有人中排前1%），远远超过门萨协会的IQ标准，可谓天赋异禀。

我对科学方面的兴趣日益浓厚，因此开始拿出部分送报纸的收入来购买实验器材和用品，比如：购置电子元件架设火腿电台；从当地药店购买或者邮购化学药品；买透镜，和硬纸筒一起做简易望远镜；等等。

在1946年11月，也就是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埃德蒙科学公司的广告，降价出售战时剩下的气象气球。从学会做飞机模型开始，我就思考着如何能拥有一台自己的飞行器。我的一个想法是，造一台尽可能小的飞机，越小越简单越好，只要能载得动我；我也考虑过做小型飞艇、单人直升机或者两者的混合体——飞行平台。总的计划依然是从最简单、最便宜的小型等比例模型开始，先着手证明设计的可行性并解决技术问题。然而即使是这样，预计的花销也远远超过我的经济承受力，不过我大致设想了一下如何成功地乘着气球飞行，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搞定。

我一边想象着自己怎样乘着气球飘上天，一边订购了10只8英尺高的气象气球，总共花了29.95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60美元。通过自学的化学知识，我知道每只8英尺的气球充满氢气后能产生大概14磅[2]的浮力，我本人重约95磅，8只气球（载重112磅）足以承载我、全套气球设备以及压舱物了。由于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那么多能买得起的氢气，我最后选择家用天然气来充当氢气，它的主要成分是甲烷，载重能力略低于氢气的一半。不过，如果实验成功，可以通过购买更多气球来克服载重不足的问题。我在脑海中大致描绘了一下未来的情景：把自己绑在16个8英尺的气球上，缓缓攀升到屋顶左右的高度，俯瞰整个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