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物理和数学

1949年8月，刚满17岁的我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双亲离异后，母亲卖掉了住房并把12岁的弟弟寄送到了军校。此后数年间我都不常见到父母。这一点很像我父亲年轻时的经历——16岁就离开了祖父母独立生活，区别只是他选择了参军而我进入了大学。

我在伯克利校园的南边找到了一处住所。不过在入学前，母亲已经花掉了我送报纸存下来的战争债券。这出乎意料的背叛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心理打击，多年来我和她因此形同陌路。而现在我能否承担大学费用则成了新的未知数。入学后，我凭借奖学金、兼职和每个月从父亲那儿拿到的40美元生活费艰难地度过了第一学年。平均每个月不到100美元的生活费包括了我当时所有的花销：教材费、学费、饭钱、房租和买衣服的钱。每到星期天，寄宿公寓不提供饭菜，我就会去教会的开放地尽兴地享用免费的甜甜圈和热巧克力。

当时，伯克利校园里有很多《军人安置法案》下的退伍军人。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的课程通常开设于可容纳数百人的教室。好在任课教授非常优秀，课程质量都很高。那时我主修的化学课程有1 500名学生，这些学生被均分在4个小课堂里（每个课堂约400人）。主讲人是一位著名教授，教材则使用他的著作。当时他正打算修订这本书，因此提出每次奖励10美分给首次发现单个印刷错误的学生。我立刻开始纠错，并且很快带了一份10个印刷错误的清单来试探这位教授是否真的会付钱。正如他所承诺的，我收到了1美元。深受激励的我不久后又带去一份列有75处错误的清单。教授看上去不太高兴，很勉强地给了我7.5美元。几天以后，当我带着列有几百处错误的清单找他的时候，他解释说我找到的必须是内容错误而非印刷问题。纵然我反对如此，他依然驳回了我罗列的绝大部分错误。这样单方面地反悔交易，我日后在华尔街工作时也经常遇到，能够侥幸避免不良后果的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么做，但这种行为背离了我对公平竞争的理解。此后，我不再向他汇报余下的修正。

终于熬到期末，我在笔试和实验操作中只丢了1%的分数，在学院中排名第一。这也是自高中那场不幸的化学考试后，我的努力的最好回报。然而，最终成绩还包括每周分析未知样品的情况。听说有些学生会蓄意捣乱，偷偷换掉样本，让别人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为此，我给自己检测的每份样本均做了留样，这样，即使样本被调换，我也能证明自己正确检测了手里的样本。在分析本学期的最后一个样本时，学院告诉我检测结果是错误的，但我并不认同。为证明分析结果的正确性，我申请重新检测自己保留的那部分样本。申请的获批与否由我们实验组的助教决定，然而他拒绝了。样本检测的失分让我从学院的第一掉落为第四名。愤怒之下，我决定在第二学期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由此，我错过了学习所有生物的基本组成——有机化学（碳链化合物）的机会。

转专业这个轻率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事后看来，我非常庆幸自己未来的兴趣和职业都在物理和数学的领域内。而几十年后，每当我想要从有机化学中探寻一些延年益寿的点子时，都可以按照需求进行自学。

尽管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和数学并不如伯克利分校，我还是在年末转校到了洛杉矶分校。原因之一是我在伯克利分校并没有结交到好友，所以那里的校园看上去冰冷又令人感到孤独，而加州南部则让我觉得亲切又熟悉。在洛杉矶分校，亲人般的老师杰克·沙松、两位高中挚友迪克·克莱尔和吉姆·哈特给予了我心理支持和归属感。另一个转校的原因是伯克利分校的生活条件堪忧。我在第二个学期的住所是最便宜的学生联合公寓，我依稀记得那栋楼的名字是克罗尼公寓。作为新生，我被分到了最差的房间——5个人同住且临近多个出入口。人们日夜不断地进出，让你难以做事、无法入眠。

最关键的是，我在加州大学系统的奖学金可以直接转到洛杉矶分校。一到洛杉矶，我就加入了大学联合住宿协会这个独立的学生生活组织。它和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联合会一样，都是全国学生合作运动的一部分，其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几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联合国。

这个组织当时有两栋公寓，罗宾森楼和兰德费尔楼。这两栋楼房是大萧条时期的赞助生捐献建造的。在我加入时，组织成员已经达到150人了。

在1950年秋天，我最先认识的人之一就是薇薇安·斯尼塔。主修英语文学专业的她身材高挑，一头金发很是迷人，并且最重要的是她非常聪明。她原本就读于洛杉矶城市学院，也是大二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我们相识于一个提倡平等对待所有宗教信仰、种族和政治派别的学生社团，同时热衷写作的我们都自愿为社团编辑报纸。

当时的不公平现象之一是整个地区没有人愿意为黑人理发。另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门讨论南北战争问题的必修课，主讲的老教授宣称南方蓄奴州是黑奴的乐土。这是对历史的野蛮扭曲，因此薇薇安和我将抨击这一观点的文章分发了数百份。那位教授愤怒地用一整堂课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并谴责这类文章的作者是匿名的懦夫。不过作者们都觉得没必要冒着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