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接受了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治疗，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能成瘾的安定药赞安诺（Xanax）和一种抗抑郁药左洛复（Zoloft）。精神科医生又把约翰转介给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说他正遭受中年危机。
“我听说这位治疗师擅长处理‘中年危机事件'。”他说着，露出了那天的第一个微笑。
“他有多大年纪？”我问。
“50岁上下。”
我们俩相互看了看，一起大笑起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相同的想法——这里是谁在遭受中年危机啊？但是透过这个笑声我还感觉到了一层愤怒——怎么能有人把约翰生活中那么多严重的问题合在一起就贴上一个“中年危机”的标签呢？10岁生日之前父母双亡；40几岁的时候哥哥也死了；最好的朋友又在一场车祸中丧生；20年来都在跟酗酒作斗争，直到最近才戒掉。他被悲伤和恐惧压倒，想找人来帮帮自己，但是好像没人愿意倾听那些让他抑郁的深层痛苦。一个精神科医生说他抑郁了，指导他用安定药和抗抑郁药来减轻自己的痛苦；一个社会工作者说他正在经历中年危机；他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资助者警告他要采取行动，否则他就会被关进醉汉监禁室；他的妻子害怕他会自杀。
所有这些人的本意都是好的，但是他们都是从一个有倾向性的位置来倾听，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担心或恐惧而不能共情到约翰的体会。
所以当约翰说出了这些事情，我也听到了之后，我们都感觉好多了。“没有人告诉我说我对朋友的死感到不知所措可能是正常的。”约翰那天离开我家的时候说，“没有人跟我讨论过我父母或哥哥或我婚姻的压力。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问过我人际关系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自动就认为他们知道了我的想法和感受呢？他们为什么不帮我弄明白这些？”
听了这些问题，我竟找到了我自己那个问题的答案，这又要追溯到许多年以前。有时候我们不理解他人；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诊断错误、误贴标签、错误归类，会走错方向。我记得我在大卫拜访过牧师之后跟他沟通过，牧师向他保证说祈祷能解决他的问题；我还记得大卫的医生给他开了可以多次取药的安定药和镇静剂处方，希望这能让他的痛苦走开；我也记得自己花几个小时陪他在书店里找那些自助类书籍，在保健品商店寻找可能会减轻他症状的非处方药物。我记得很多次大卫向我寻求建议时，我给了他同情而不是共情，当时我还以为自己理解了他的感受（而事实上，我并没有明白他的感受有多深），比这更糟糕的是，我还建议他要为自己负责任，要成为那个我知道他能成为的人。我做出了这些方向错误的回应，最终把他自己留在了痛苦里。
共情把我带回到过去，去理解我弟弟的痛苦。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得到帮助，却一直没能得到，这让他产生了最深的绝望。我知道酒精和海洛因把他带离了生者的世界。当大卫跟药物建立了全时关系之后，他那些有血有肉的关系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他满心羞耻和自责，躲避跟家人、朋友的互动。毒瘾把他和那些爱他的人分隔开来，只留下他自己活在一个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里。就在那时，他失去了希望和信念；也是那时，他无法原谅自己的行为，无法原谅他觉得带给我们全家的耻辱，无法原谅他所造成的悲伤，也无法原谅他在年轻的生命中已经造成的各种心痛。他的世界不断缩窄，直到最终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所以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无法宽恕自己。这是我弟弟自杀的真正原因。他无法接受自己已经变成的样子——一个大学辍学生、一个海洛因成瘾者、一个罪犯、一个犯法的逃亡者、一个被排斥者。这些标签毁了他，死亡成了他生命中无法忍受之痛的一种解脱。
共情引领我理解了弟弟，在这个理解中，我找到了对自己的宽恕。这并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找到了，而是日复一日，在我跟那些努力寻找方法来接受他们自己的人们一起工作时慢慢找到的。
我跟他们讨论改变的可能性，讨论每一天我们都要重新开始这个事实；讨论如何学会接受我们的不完美，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部分，并探寻如何包容其他的部分。最重要的是，在人们诉说他们的绝望、寻找继续前进的方向时，我仔细地倾听着。我尽量带着关心和尊重来做出回应，尊重他们独特的体验。我欢庆他们的成功，也参与他们的悲痛。
因为被共情的力量所指引，我知道我是在尽我所能，我也相信这会带来变化。我保证，只要他们还在一步一步向前走，我就永远不会放弃他们。我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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