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为什么会自杀

30年前，当我弟弟自杀后，我迷失了方向。在超过两年的时间里，我活在黑暗和绝望之中。我穿的唯一的颜色是棕色——我所有的衬衫、长裤、袜子和鞋，我的所有东西都是象牙色或棕色。我每天都去上课学习，但是在工作中找不到快乐。每天晚上我都去跑步，逼着自己跑得更远些、更快些，甚至我还能听见大卫的声音，环绕着我，叫我向前跑，给我跑步的力量，而过后我只是会深感疲惫、孤独。

大卫死了3个月之后，我放弃了大学里当老师的职位，搬回家乡跟父母一起生活。我的想法和情绪都围绕着父母。我需要跟他们待在一起，同样他们也需要跟我待在一起。在我长大的房子里醒来，在跟大卫一起吃过无数顿饭的厨房里吃饭，沿着我们过去一起走过的马路散步，我一直在跟我的悲伤和愤怒做斗争。大卫怎么能这样离开我们呢？什么样的痛苦和恐惧会让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当他锁上房门把针打进手臂的那个晚上，他都在想些什么？我整夜整夜地清醒地躺着，尽力去想象大卫的绝望，我却无法走进，也找不到能进入他内心和灵魂的路。

为什么呢？这是一直萦绕着我的问题，我所能找到的答案都无法给我任何慰藉。我当初应该花更多时间跟他待在一起，多关心他，多跟他谈心吗？我是不是太关注于我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可能需要我做些什么？这是我父母的错吗？父亲对大卫期望过高了吗？母亲太依附于他，使得他很难与母亲分离吗？

我发现自己在苦苦思索着自己当初应该做的事情，和我当初应该说的话。明知道问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没有意义，只会让我精神更疲惫，但我还是在琢磨：我当初能够做些什么来拯救他。

我在哪里走错了？我在哪里失败了？

我从来不曾想到过宽恕。宽恕什么？宽恕谁？宽恕似乎并不是问题的所在。因为我又能宽恕谁，宽恕又能改变什么呢？宽恕也不会让大卫复活。我把宽恕等同于这个活着的世界。我看不到宽恕跟我的生活，或者跟我与我再也见不到的弟弟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联。

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我如行尸走肉一般。我结束了博士学位的课程，只剩下写论文了。我每写一页，母亲（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看懂我字迹的人）就用打字机打一页。周末，我会在父亲的家具店里帮忙，会跟朋友聊天，会在路上朝陌生人微笑，会跟父母在前门台阶上闲坐，会跟邻居闲聊，会跟我的阿姨、叔叔和表兄弟们庆祝节日。我活着，也呼吸着，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慢慢地，我感觉到内心有一种松动。对我来说，这是身体上的一种解脱，就像是抽筋的肌肉自己松开了。在我逐渐认清了事实之后，宽恕出现了。大卫已经走了，我能做的任何事情也无法把他救回来。回头看，我知道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并不完美，我也犯过错误，我说过一些我希望自己没有说过的话，做了一些我后悔做过的事情——但是我爱他。我不可能更爱他了。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事实——我爱他，而我的爱没能挽救他。

如果那时我就能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共情的力量，我应该能够救回我的弟弟吗？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给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卫打电话时，他说：“如果我要坐牢的话，我会杀了我自己的。”我就会直接问他有关自杀的威胁。“你有伤害自己的计划吗？”我会这么说，“你离自杀有多近？”通过这些问题，我会试着判断他有多脆弱，他伤害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大卫说“我爱你”时，我会说“我也爱你”。我会仔细地倾听他说的话，而不是关注于我自己的反应。我会共情他，而不会去假定、猜测、让情绪掌控我的反应。

知道了我本可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就可能救了大卫的命，我可怎么接受这一点啊？我接受了。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我接受它。我知道当时我是谁，正处在我自己生命中的哪个阶段，而且知道我已经做了基于自己当时的知识和经验所能做的所有事情；我知道父母也做了他们能做的所有事情；而且大卫……大卫也做了他所能做的所有事情。

我已经找到宽恕了吗？从完全摆脱悲伤、痛苦，以及没有被回答的那些问题的意义上看，还没有。但是我不会再用我当初应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的想法来折磨我自己了。我聚焦在今天，为活着的人尽我所能。我记得大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我知道我对他的死的回答就是，我要来帮助那些像他一样感到迷失、孤独、茫然的人。我一直提醒我自己：你还活着。你还有工作要做。在这个工作中，日复一日，我继续找寻着对我自己和对大卫的宽恕。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去年夏天，我到缅因州休两个礼拜的假，到达时疲惫不堪，睡眠不足。我等不及要睡睡午觉，跟家人在海滩散散步，跟邻居聊聊天，让自己迷失在没有日程规划的节奏里。我是礼拜五晚上到的，礼拜二早晨我正要出门跑步时，卡伦当时正在接电话，示意我等一等。她用手捂住电话听筒。“是约翰的老婆。”她告诉我，约翰是给我们缅因州的房子干过活的电工。“他现在深度抑郁。他最好的朋友两个月前死于一场车祸，他瘦了将近45斤。我担心他可能会再酗起酒来。”

不到1个小时之后，约翰和我坐下来开始聊天。那天我们一起待了3个小时。他告诉我，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