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去硅谷

消息还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大家便继续讨论起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在恶俗的商业氛围中固守 Linux 的纯真天地，以及我具不具备给婴儿换尿布的本事。在那时，大家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共识：Linux 只能在某个学生的手中才会出现，而不会是哪个安居乐业的成年人所能做的。所以我想，他们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在一个周末完成了论文，在送塔芙进产房的几分钟前才把它交了上去。四十小时后，塔芙产下了帕特里夏。这是 1996 年的 12 月 5 日。 做一个父亲看来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后面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在忙着帕特里夏的事，当然也在记挂着那漫长的办理赴美签证的手续。我们以为，如果正式结婚民族委员会地对办理签证有所帮助，所以在一月份我的塔芙去政府部门输了正式的结婚手续。还有三个人参加了这一仪式：塔芙的双亲和我的妈妈（我爸爸在莫斯科）。这是个奇怪的时刻。我们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起程，但还不清楚手续是否真能办得下来。为了与朋友们告别，我们还举办了一次晚会。二十人挤进了我们那狭小的、已经收拾一空的单间公寓，在良好的芬兰晚会的传统中，每个人都烂醉如泥。 我们的签证终于下来了。于是，在 1997 年 2 月 17 日早晨，我们乘上了一架班机飞往旧金山。

我记得当时赫尔辛基的气温是摄氏零下十八度。我还记得塔芙的家人在机场与我们大声告别――他们站得很近。我不刻我的家人是否也来了，他们一定是来了，不过也许没来。 好了，我们终于抵达美国了，带着我们的孩子和两只猫。彼德?安文来接我们，我们租了辆车，直奔圣克拉拉而去，那里我们有一处早在几个月前就选好了的公寓。一切都像超现实的感觉，特别是这里与芬兰相差华氏七十度的气温。 行李在两个月后才到齐。在美国的第一夜我们是睡在一张随身带来的充气床垫上的。第二天我们去买了一张床。在我们的家具齐备之前，帕特里夏一直都睡在她的摇床里。这事很让塔芙烦恼，大卫说这是生命的轮回，他让我想想我刚出生的那三个月，那时我是睡在洗衣筐里的。我们不怎么做饭（现在也不做），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吃。我们大部分的饮食问题都是在当地的食品店或是快餐店里解决的。我对塔芙说，一定得找个新地方去吃了。 随着对 Transmeta 公司工作的日渐熟悉，我不再有足够的时候去继续 Linux 的开发了。新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而我的业余时间也都消磨在塔芙与帕特里夏的身上。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也没什么钱。我的薪水还算高，但都在这两个月里用在买家具上了。买车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还得重新建立起货款消费的信用资历。我们甚至还得想方设法地证明我们是付得起电话费的。

我的电脑正在货轮上极其缓慢地向我接近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稍声匿迹。

我的突然缺席引起了网络世界里许多人的关注。他们在猜测：哦，这小子已经为哪家商业公司工作上了……他们直言不讳地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 Linux 作为一种自由软件已经濒临死亡了？ 我解释道：根据我与 Transmeta 的协议，我是可以继续从事 Linux 的开发的。而且，我不想就这么对 Linux 撒手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