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去硅谷

我要去 Transmeta 公司工作的消息与我们夫妻两个想要孩子的计划在 Linux 社区里引起了大家同样的关注。

当塔芙怀孕的消息在春季泄露出来之后，Linux 用户讨论组里的热心人就试图探听：我会在维护 Linux 与维持家庭之间怎样找到平衡。几个月以后，当大家知道我终于要离开赫尔辛基大学，去加盟位于美国硅谷的 Transmeta 公司的时候，一场世界范围的讨论就由此发生了：我会不会在离开了学术机构、转入了商业公司之后，还保持着当年源代码开放的理念？

要知道，我要加盟的这家公司里有着保罗?艾伦的部分投资，而这位保罗?艾伦可是微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所以，抗议的声音一直不断。有些声称，这一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企图控制 Linux 的国际阴谋。 我并不是说这些 Linux 支持者的担忧都是杞人忧天。但事实上，无论是 1996 年 12 月帕特里夏的出生（十六个月以后我们又有了丹妮亚拉），还是 1997 年 2 月我开始在 Transmeta 工作，都没有导致 Linux 的衰落。我一直觉得，如果有什么事情对 Linux 产生了负面影响，我是会采取必要措施的。

但我还是战胜了自己。

1996 年春天，就像一个新季节的开始，我修完了硕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彼德?安文的来信。彼德?安文是一位 Linux 社区的成员，就像其他经常登录Linux 讨论组的人一样，他也知道我很快就要毕业了。他曾在 Transmeta 工作过大约一年。他告诉这家公司的老板说，他认为一个芬兰的家伙，这家伙也许会对公司有点儿用处。当他到瑞典看望他母亲的时候也顺道和我接触了一下。他盛赞了 Transmeta 公司，但因为话只是私下讲的，他便很为难地无法告诉我太多内容。无论如何，我在那时能够见到彼德确是一件幸事。

在他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问我什么时候能来。这与我一年前与英特尔联系时的感觉大不相同，当时一位工程师想聘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但由于手续难办，我便一直也没有成行。

我想，仅仅是到加利福尼亚的一趟旅行已经是件很让人兴奋的事了。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面试。我还不知道 Transmeta 是做什么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比起找到工作本身，我更关注这次美国之行背后的含义，所以我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面试想过太多。看上去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家伙想做些什么。这的确是一次相当古怪的面试。

度过了最初的几天之后，我从 Transmeta 的总部返回饭店。在仍没有倒过时差的状态下，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有趣，而且认为 Transmeta 公司的家伙们都是疯子。这家公司不像是个搞计算机的地方。他们没有硬件设备，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模拟器来完成的。我无法想象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几天之后，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在想：也许最后什么都不会有――无论是 Transmeta 的技术革新还是我的这份工作。 我半梦半醒地在床上赖着，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一开始，我满脑子里都是些有关Transmeta 的计划之类，然后便突然幻想自己的庭院里有了一棵棕榈树，过了一会儿又不断思考我在模拟器上见到的一切。这是难忘的一夜，虽然断断续续的，但却毫无焦虑。 到了早晨，我变得有些兴奋起来。 到了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已变得非常兴奋。 在接受 Transmeta 的邀请之前，我曾与许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我在考虑就业问题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我便收到了大量的聘用邀请。在芬兰，邀我加盟的是 Tele 公司，Linux 在他们那里已经得到了一些应用。波士顿的 Digital 公司也发出了邀请（我无意冒犯，但波士顿的冬天比起赫尔辛基来也并不好过）。我与红帽子公司（Red Hat）的一些人也谈过此事，他们也诚邀我加盟，并且许诺了要比 Transmeta 给我的待遇还要好――他们也不知道我与Transmeta 商量的待遇到底有多高，因为我根本就没和 Transmeta 谈过这个问题（当我终于去了 Transmeta 的时候，年薪是美元六位数字）。红帽子还对我许诺了远比 Transmeta 为高的股票期权，但我不愿在任何一家 Linux 公司工作――即便是这家公司恰好坐落于风景宜人的北卡罗来纳州中部（指红帽子公司所在地）。 最后，我在收到了五份聘用邀请后就不再各处应聘了。到这时为止，Transmeta 对我的吸引力最大。我得承认，这好像有点儿古怪。 我接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通知学校我要离开了。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步，意味着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们会再有一个孩子，会踏进另一个国家，会离开在赫尔辛基的安安全全的学府生活――但首先我得完成我的论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一下子做出这么多变动倒也不坏。但在当时却是近乎疯狂的举动。 对此我没有发出正式的通告（我为什么要做呢？）。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