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现代臣民地位与自由公民衰落

含义……妇女由此被给予从旧的教条中获得解放的权利，而那种教条认为她必须被给予特殊保护，或在其契约和公民关系中受制于特别的限制。

对于萨瑟兰来说，妇女现在被认为能够成为自由劳工并做到集体自治，因此家长式统治并没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家长式统治使自由公民沦为依附者的地位，认为他们不能采取自治行动、不具备经济上的自信。就像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一样，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一案的裁决捍卫了自由劳工的信念，并与共和主义独立目标保持了清晰的意识形态联系，即便是在已经变化的雇佣劳动经济条件下。它拒绝政府管理，因为如此权力的适当维持，只是针对社会外部人和被殖民民族而言的。 143

然而，在新政高峰期间，当最高法院触及妇女最低工资这一完全同样的问题时，它使用了家长式统治的语言，来对根本上的新结论进行辩护。这些结论是有关施于内部人与外部人身上如此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直接推翻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一案的时候，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西岸宾馆诉帕里什一案的多数派意见中写道：有什么比妇女的健康和保护她们免受肆无忌惮、欺瞒蒙骗的雇主伤害能够更加贴近公众利益的呢？而如果保护妇女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目的，怎么能够说对完全固定的最低工资报酬的要求—— 以便满足生存的真正必需品，不是满足那一目的的公平手段呢？ 1441908年，外部特权与内部限制之间的二分法依然还相对明显。以类似于非定居者族群的方式，妇女是受监护者，而她们的依附地位则使得扩张性的自由裁量权被正当化。通过给特权权力划定合法范围，最高法院在马勒诉俄勒冈州一案中强调了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分裂，以及把拥有特权的定居者置于广泛的政府命令控制下的不当。在新政时期做出同样结论的时候，首席大法官休斯代表了本世纪开始以来明显的意识形态变化。休斯并不是将妇女的历史性依附，作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相对的例外地位问题提出来，而是将其作为所有美国人遭遇的一般性典型处境问题提出来。 145 无论性别或种族，公民面对各种各样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国家监督来解决。人们并没有把完全成员身份想象为阻隔外部特权的条件，反向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包容性的益处恰恰在于国家保护。在某种意义上，一度只与“受监护者”相关的权力形式，现已变得与普通的法律和政治权力运行不可分了。在此过程中，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区别，即共和主义自治与集权化专制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殆尽了，尽管这样的区别曾如此激励过早期的美国定居者。

然而，如果说这种二分法瓦解了，但它并不意味着所有群体都发现自己被当作平等者对待。相反，在许多方面，新宪政秩序效仿了旧欧洲模式内部阶级和族裔等级制的做法，而在几个世纪以前爱德华·柯克即对此进行过阐述。它也再现了皇家臣民与外国人之间具有明显划界的做法，因而在美国的环境中将值得拥有国家安全的公民与面临广泛移民控制的非公民区分开来。20世纪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加有意义的包容性政体，从而将成员身份的各种权利（如选举权），延伸到了先前的从属性社会群体身上。久而久之，它也逐渐质疑定居者身份的一个基本假定——如果不总是从制度上质疑，也从意识形态上质疑：非白人群体不是真正的社会内部人的观点。然而，宪政秩序依然严重地维护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特定类别公民之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不平等。不同群体落在了分层化臣民身份集合体的不同位置上，而不是据此消除从属地位。在底层，最边缘化的人继续面临正式的歧视，或遭遇习惯性和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模式。以这种方式，新出现的秩序将包容性与先前固执的偏见和殖民统治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且与以往的英帝国相似，一个人在政体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与其是否经历真正的自治远没有那么多的关联。相反，高等级地位必定变成个人在市场上、在政治中，以及通过法律体系来享有和行使——通常是非正式的——特权的能力，尤其是考虑到特定的阶级和种族背景因素。

在过去，由像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和伦道夫·伯恩那样的人所促进的包容性愿景，曾意味着使共和主义自由普遍化。它试图对参与性控制进行辩护，以反对由经济和政治等级制所构成的威胁，并将自由公民身份的扩展，看作提高所有人平等地位的斗争。久而久之，由新政所形成的秩序产生了其自身的政治包容性；而这样的包容性是通过对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进行大幅修改而产生的。新出现的政体在宪法上是围绕公民投票的总统进行组织的，总统在国内享有惊人的行政权力，在国外则具有几乎无限的实力来提升美国的权力。公众，作为一个积极和不断参与的存在，已经被改变成免受经济和国外威胁的安全保护接受者。政客们迎合“人民”——因为“人民”依然是总统合法性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却使得大多数美国人运用权力的实际能力化为乌有。这种减少民众权力的做法，让行政部门越来越独自成了集体生活中强有力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