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现代臣民地位与自由公民衰落

对于反抗全球化的英帝国崛起的英裔美国定居者来说，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是殖民地获得独立的伟大希望。如果从种族上和宗教上进行界定，自由公民身份为所有的定居者内部人提供了作为自治的自由。

完整的包容性意味着参与政治决策和享有经济自治的权利。这种包容性拒绝旧的君主组织结构，因为它在臣民与国王之间建立了先于政治的（pre-political）永恒不变的联系。在这些组织结构下，作为对保证忠于英国君主的回报，帝国中心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保护。虽然这样的保护可能已经根据财产所有权、在帝国中的地位，或作为本土出生的地位进行了微调，但是所有个体最终都处在皇家权力的同一集合体之中。对于定居者来说，这种分层化的臣民身份，已经与以下两个方面根本不相容了：其一是英裔美国人至上地位；其二是他们对领土扩张和参与自由的长久期待。在英国统治下，定居者发现，自己面临类似针对那些被征服原住民的集权。无论其祖先或新教信仰，所有人似乎都屈服于伦敦的帝国反复无常。在深层次上，由于对当地习俗有着更大程度的尊重和维持帝国安全的利益，18世纪末的英帝国远比定居者殖民化更宽容、更人道。但是这种宽容付出了惨痛代价。伦敦削减了相对自治的剩余地方，而非提供给每个人——无论其背景如何——共和主义自由的利益。

150年之后，由英裔殖民者所建立的定居者社会，已逐渐变成了那个幅员辽阔帝国的恰当的政治继承人。美国本身已成了支配性的全球存在，从而主张要求国际警察权，并寻求稳定、经济财富和永久和平。对于像瑟曼·阿诺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美国在国内外的治国术（statecraft）应是等级制的、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其合法性基础是政治家为社会成员提供身体健康保证的程度。定居者对参与、直接民众控制和经济独立的承诺似乎已经消失了。事实上，对共和主义自治的拒绝，为社会上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提供了基础。就像阿诺德所总结的那样，所有群体都寻求物质繁荣的人道主义目标；而由于现代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指导，那么这些群体在根本上都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因此，在国内政治和全球交易中，国家有道德责任使文化上和物质上的进步普遍使人满意。按照他的观点，成员资格的利益不应按照个人的“美德和智慧”来给予，因为这是以道德应得理论（theory of moral desert）为基础的。恰恰是这样的理论，已经将勤劳理性的定居者与野蛮的原住民区别开来了；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使英裔美国人至上的观点正当化了。相反，阿诺德争辩说，由于民众的无力，没有哪个人聪明到足以管理好自身；而因此“道德失职”（moral delinquency）不再能够作为排他性的基础。 141由于坚信需要国家的普遍监督，因此并非偶然的是，西岸宾馆诉帕里什一案起到了法律案件的作用，从而开创了新政宪政主义，并确保了司法对政府经济管理的尊重。大法官罗伯茨（Roberts）的“及时转向挽救了9人”的判例不仅维持了新的工资法，而且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进行的，即强调发展将国家与政治成员连接在一起的权力模式。

这一案件本身涉及把妇女的特殊地位作为政府保护的臣民来看待，这是一个30年之前已处理过的问题，当时是在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的顶峰期间。在更早的马勒诉俄勒冈州（Muller v. Oregon，1908年）一案中，最高法院有效地做出裁决，认为干涉妇女的契约自由是合法的。就像美国原住民和得到自由的奴隶一样，妇女完全被认为是受到国家监护的人，她们置身于自由公民身份和共和主义自由制度之外。

更具体地说，最高法院支持将妇女在工厂一天的工时限制在10个小时之 内 的 法 令 ， 因 为 该 法 院 认 为 ， 应 与 布 拉 德 韦 尔 案 和 迈 纳 案（Bradwell and Minor）保持一致，从根本上说妇女没有能力坚持她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就像大法官戴维·布鲁尔为法院的裁决书所写的那样：从维持生活中的独立地位而进行努力这一观点看，她并不在（与男性的）平等之列。由于因这些事情而与男性相区别，她被完全置于其自身的阶级之中，而为保护她所设计的立法可以得到维持，甚至当类似立法对男性没有必要且不可能得到维持的时候。 142

在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之后，最高法院在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1923年）一案中推翻了自己的立场，从而坚持修正案将完全成员身份扩展到妇女，并结束其依附地位。妇女也是享有平等自由契约权的自由公民，而非父权主义的附属或受国家监护者。这一案件涉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该法确立了妇女的最低工资，但它显然并非男性的最低工资。代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萨瑟兰的意见部分写道：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即有权处理自己事务的成年妇女需要或可能受制于其契约自由的限制，而在类似情况下并不能依法将其施加于男性身上。这样做将忽视从今日立法趋势中吸收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