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民政治的直接回应与永久和平的目标

尽管米勒很容易就此得出结论，但他继续在宪法的“忠于职守”条款之下，对总统的权力进行全面解读。这些权力（同样适用于被任命的行政人员）超出了“包括宪法本身所产生的权利、职责和义务，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全部防卫，都因宪法之下的政府性质而得以表现出来”。从本质上讲，为应对动荡时刻，总统享有特有的紧急处置权，比如对联邦法官的威胁。米勒写道：“如果在权力范围内没有任何保护法官的手段，这对于宣称自己在其领域内拥有主权并且至高无上的美国政府系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在这样的争论中，米勒实际上把帝国特权话语引入了国内领域，并认为出于必要，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必须比条约或国会法令措辞所规定的更大。 81

米勒通过以下方式对此立场进行了辩护，他假设像法官菲尔德一样，美国邮递员是联邦行政人员；如果他们被有组织地“抢劫”“攻击”和“谋杀”，总统毫无疑问可行使特有权利来召集民兵，并提供武装军事保护。 82 虽然该案本身并没有直接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但是米勒认识到，需要在行政部门建立自由裁量权，从而使之作为保护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种手段。

然而，克服所有国内威胁的目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唤起人们对一种灵活而强大的紧急处置权的必要性的认识，米勒一下子放弃了结构二元论的基本假定。在他看来，社会平稳似乎需要在国内获得嵌入在帝国特权中的所有权力；正如他假设说明的那样，而这其中甚至包括政府在国内雇佣军队的行政权利，并且无须国会授权。

在关于尼格尔案发生五年后，德布兹案（In re Debs）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为了应对工业纷争，需要在国内行使帝国特权。1894年，由当时坚定的人民党支持者尤金·德布兹所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ARU），发现自己带头对普尔曼公司（Pullman Company）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罢工，以抗议工资被削减20%。随着铁道工人在全国范围内拆卸普尔曼汽车，并阻止运载这些汽车的火车，这次罢工引起了一连串的同情性抵制。在抵制行动的数日里，从芝加哥向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停摆。由于罢工阻碍了美国邮政的运输，在没有国会任何形式的授权下，总统克利夫兰（Cleveland）依据自己的权力要求禁止罢工。随后，与坚持认为局势稳定的州长和市长的意愿相悖，克利夫兰命令12000名联邦军队前往芝加哥执行禁令。克利夫兰的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本身是一名长期的铁路公司律师，并且他还是多个不同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声称，根据1792年《叛乱法案》（the 1792 Insurrection Act），总统享有这种紧急处置权。而该法案曾被乔治·华盛顿用以镇压威士忌暴乱（WhiskeyRebellion）。结果，德布兹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官员，在联邦法院遭到起诉并被判决入狱，而德布兹最终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在街头，联邦军队介入导致冲突升级，并在7个州造成了超过50名平民死亡。83

在支持这一起诉，并宣布总统的单方面禁令为合宪的过程中，大法官戴维·布鲁尔（David Brewer）领导下的法庭意见坚持认为：

在美国国土的任何地方，可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来强制性地全面而自由行使宪法所赋予其关注的全部国家权力和安全权利。中央政府的强硬手段，可用来清除所有影响州际贸易自由或邮递运输的障碍。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国家军队和所有民兵都要服务于国家，从而强制性地使国家法律得到服从。 84

对于最高法院来说，普尔曼罢工以及对它的同情性抵制，“威胁”到邮递运输车，并威胁到政府的运作和官员的安全，这不再像尼格尔案那样只是一种假定了。控制劳工动乱的局面，要求授予行政部门特有的、不受限制的紧急处置权。此外，这不仅需要禁令具备合宪，总统单方面在国内使用军队来镇压罢工的这一行为也必须合宪化。换句话说，法院并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随后行动的法律根据上，或者从司法角度评估劳工抗议是否达到真正的“造反”程度，而是为总统提供了近乎无限的权力来使用联邦军队，只要在工业纷争的背景下行政部门认为合适即可。

对于许多人民党党员来说，这样的权力要求集中体现了似乎要将共和主义公民变成依附性臣民这一现象。在汤姆·沃森抨击领土扩张和对全球性权力的欲望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本着尼格尔案和德布兹案的精神，挑出这些司法判决，因为它们是在为美国的封建秩序提供合法辩护，而这种秩序则是基于企业利益和不受限制的总统权力。“这是第一次大胆地通过司法裁决，宣称有组织的资本可以逼迫劳动者，而有组织的劳动者却被禁止进行有效的抗议。旧的贵族权利是‘将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而如今在现代企业权利中发现的其孪生兄弟，则是把工人束缚在机器（Engine）上。” 85 对于沃森而言，通过由最高法院宪法化的行政禁令和其他联邦紧急处置权法案，正是政治专制的核心，同时也使得帝国政治面临的道德危险暴露无遗。

除了强调内部约束和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