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民政治的直接回应与永久和平的目标

在工业动荡和人民党反抗的高潮时期，政治和企业精英们意识到，定居者的假设和制度似乎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但是在他们看来，农民和劳工的抗议，并没有给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相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且令人颇感不安的集体生活的分裂。面对国内危机，许多人认为，在定居者社会中积极运用国家暴力是必要的，这只是为了维护其脆弱的稳定性。在过去，定居者帝国的意识形态把两项主要事业结合到了一起：共和主义自由与永久和平。只有使大陆实现和平，并消除所有的外来威胁，定居者才能安全地拥有实现经济独立所需的土地。根据定居主义者的千禧年理论基础，这一领土扩张主义事业将带来持久的安宁，并将使社会内部人享受免于任何外部威胁的国内自由。然而，现如今随着美洲大陆的平息，对于许多法官和政客们来说，确保这种安宁的目标不再围绕由美国原住民或欧洲竞争对手所构成的威胁。相反，他们专注于平息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混乱。这些混乱由两个原因引起：其一是新的工业条件；其二是农民和工人对独立的期望，与他们所经历的等级制和控制之间的日益脱节。因此，倘若要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共和国，就涉及国内的和平事业。这一事业预先假定的是，在国内能够行使一种灵活、可自由裁量的政府权力。特别是法官们开始认为，这种权力最好不是由规定劳动者集体意志的立法多数派来行使，而是由那些能够不受影响、即刻而强有力地对社会混乱做出反应的行政人员来行使。换言之，和平事业既需要在内部运用外部特权，也要求行政部门拥有大得多的政治集权。

至于人民党运动，这种社会秩序的动力，起到了削弱自由公民身份与标志定居者殖民主义分层化臣民身份的二元性架构的作用。当英裔和欧洲的定居者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并享有授予正式社会成员的权利保护时，各非定居者群体却在不同程度上是帝国权力的臣民，而这种权力最初来源于英国王权。尽管这种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双方都有义务和权利，但实际上它为定居者政府提供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然而，面对愈加严重的社会崩溃的威胁，遏制冲突的需求意味着要淡化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界线。因此，无论什么种族或人种，他们都逐渐发现，自己所面临的乃是历史上被认为是殖民性质的自由裁量权统治形式。18世纪晚期，英裔殖民者反抗英国权力的理由，恰恰是因为这个新的全球帝国对所有臣民都施行暴政，不顾及定居者的地位。这些定居的殖民者反而试图捍卫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从而为内部人提供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自由。现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就像之前的工业化大英帝国一样，美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多语言社会。在这种背景下，维持政治和经济控制，意味着要开始扩展这种政府特权的模式。而在早些时候，这一特权似乎将王室臣民与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绑在了一起。

这一最初举措涉及行政权的崛起，正如19世纪末最高法院关键决议所强调的那样。然而，许多法官和律师仍然希望，扩展这种自由裁量权，在实际上能够捍卫自由劳工对共和主义自治的旧有承诺。就像人民党党员一样，他们试图发展出一种后定居者社会的框架结构，从而依旧维持其与经济独立和自由公民身份理想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些行为体最终并不能解决这些新兴权力模式，与其致力于自由劳工正统论之间的分歧。这种正统性在现代工业时代显得不合时宜，并且它向新一代商人和政治家们表明，需要另一种对自由和帝国的替代性叙述，而这种叙述基本上剥夺了其所依赖的定居者理想。

社会动荡与行政特权的崛起

在19世纪90年代，政府固有的紧急处置权在学理上的发展，凸显了精英阶层一方日益坚信国内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为对抗国内的危机，要求一种强大而可能不受制约的特权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被迅速地用来对社会和平施加影响。这些目标正是塞缪尔·米勒（SamuelMiller）法官1890年关于尼格尔案（In re Neagle）的多数派意见。这些意见既表示了对混乱的忧虑，也表达了对扩大合法的国家强制领域的愿望。 78 该案涉及一名心怀不满的诉讼当事人戴维·特里（David Terry），他曾是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在加州联邦巡回法院任职时，特里威胁要杀死法官菲尔德（Field）。在一次对菲尔德的攻击未遂之后，特里被美国法官随行官戴维·尼格尔（DavidNeagle）射杀。尼格尔受司法部长指派，以保护菲尔德的人身安全。由于特里在当地仍是很受欢迎的人物，随后，尼格尔被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以公然藐视州权利起诉犯了谋杀罪，从而促使尼格尔提交了一份关于非法拘禁联邦人员人身保护令的动议。 79

在提供法律救济方面，米勒认为，虽然国会的法令没有明确授权尼格尔的行动，但这一法定权限从联邦立法中可以推断出来。联邦法律赋予美国法官随行官在各州工作时，与地方行政长官和副手拥有同样的执法权。根据米勒的说法：“如果……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行政长官被授权去做……尼格尔所做之事，……保护法官免受攻击和谋杀，那么尼格尔就有权参照美国法律来做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