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的平衡与新殖民主义的幽灵

基于这样的民粹主义看法，富裕的沿海精英只是作为政治经济权力取代了伦敦的商人，他们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结束自己的商业依附，而是继续损害地产权、农民和市民的财产控制权。与原住民群体对个人安全和经济独立造成的持续危险一道，夺得州政府和大陆会议的那些垄断利益，使劳工陷入与英国统治下并无二致的从属境地。

相反，对于定居者精英来说，对本土自由的主要限制是那些此前被边缘化的人的政治激情与欧洲干涉的威胁联合到一起。对于这个新共和国的创立者来说，谢司起义使得以下这一事实十分明了，即外部阴谋和内部平民权力上升，是如何能够让欧洲国家分割和支配各个殖民地的。起义本身最初是由英国商人决定对美国商业关上大门的决定促成的。外国强权仅凭改变经济政策就能产生（美国）内部社会冲突的能力，说明了独立的殖民地依然受到外部支配的程度。进而言之，由此产生的民众骚乱不仅危及政府的有效性，而且危及邦联的永久性。整个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这个或那个欧洲强权的庇护下，新英格兰的和旧西北地区的边疆定居者反复计划从美国独立。这些独立活动中或许最著名的是富兰克林分离运动（the Franklinsuccession movement），在这场运动中，有三个北卡罗来纳的西部县在1784年宣布独立，并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试图与西班牙结盟，以便从北卡罗来纳和大陆会议夺取当地的权力。 72

结果，在思量要求一部新联邦宪法的必要性时，精英们是通过新殖民主义政治——这与恩克鲁玛描述的并无二致，来看待定居者社会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对于参加费城会议——一次秘密的闭门会议——的那些人来说，实质性独立的可能性有赖于创建联邦框架，以使之既能够减少外部控制，又能够使政治经济决策与大众意志相隔离。事实上，由于存在不断动乱的可能性和对这种政治重组真实而广泛的敌意，这样的保密被认为是必要的。对新宪法的支持者来说，在使摆脱地方性主权作为自由基础正当化的问题上，这些必要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在主张更大程度的集权时，都提及后殖民的困境。由于害怕分裂的殖民地有可能陷入欧洲不同联盟的竞争之中，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警告道：

美国如果完全不联合，或者仅用简单的攻守同盟软弱无力地联合在一起，那么就会由于这种不调和的同盟的活动，逐渐被卷入欧洲的政治和战争的一切有害纠纷中去，而且由于它所分成的各部分之间的破坏性争斗，它可能变成各部分敌对国家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分而治之必然是怀恨或害怕我们的每个国家的箴言。 (3)

在响应这种观点时，麦迪逊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更强大的联邦政府，美国就依然将是一个软弱的依附性卫星国，不能够阻止强大的欧洲国家追求它们的北美控制范围：

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后者的灾祸来源只限于自身范围之内。地球的另一部分，没有强国会在其敌对国家之间策划阴谋，煽动它们互相仇恨，使它们成为外国野心、妒忌和复仇的工具。在美国，由于内部妒忌、争执和战争所造成的苦难，只是它命运的一部分。其他许多灾难的来源，在于欧洲同地球的这一部分的关系，而地球的其他部分和欧洲是没有这种关系的。 73 (4)

对汉密尔顿、麦迪逊和其他人来说，对共和主义自由的基本威胁不断来自外国宗主国的干涉，只不过现在北美这些殖民地发现他们自己不仅只依附于大不列颠，而且依附于所有那些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因此，如果没有统一和有效的政府，后殖民的软弱性就会把这些殖民地暴露在欧洲霸权真正的威胁之下。为了不只是从外国主人那里获得法律上的独立，而是也获得实质上的独立，新宪法的辩护者们试图发展出一种基于更大程度集权并能够限制对自由构成内外挑战的政治制度。 74

联邦党人对后殖民困境的反应

虽然许多美国革命精英主张围绕全国性政府组织起来的联邦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对那个政府的基本特点意见不一。虽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致力于限制州的权力，保护那些殖民地免遭新殖民危险，但是他们每人都发展出具有关键区别的不同选择。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实质性的独立要求强大集权的欧洲式国家，它既能够从小农和市民那儿索回政治控制权，又能使美国从依附性商业地位的渊薮中脱身。这样的全国性政府将直接依靠公民行事，并享有真正的制度性权力，而各州只不过是次级单元的组织而已。按照汉密尔顿的观点，有效的中央控制，“必须将其作用传给公民个人。它一定不需要中间的立法机关，但是必须有权使用普通行政长官的权力去执行自己的决议” 75 (5) 。

进而言之，为了摆脱与英国的商业关系，这些殖民地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它能够建立美国的商业势力范围，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加强本地金融精英的地位和促进并保护商业和制造业利益，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计划要把美国建设成欧洲霸权的竞争者。因此，新的联邦权力必须致力于确立产权，并确立投机商、商人和制造商的商业利益，因而要给予富人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