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原初的设想是平铺直叙一个有关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故事，既从努力与之斗争的科学家的视角、也从力图应对它的政治领袖的视角来讲述。我当时想用两年半——最多三年——的时间来写作。

这一计划落空了。我实际花了7年时间来完成这本书。它已经变成（我也希望增加）某些与原本略微不同的东西。

花了这么长时间的部分原因是，似乎不可能仅仅写到科学家而不去探究当时美国医学的性质，书中科学家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实验室研究，他们改变了美国医学的特性。

况且，寻找有帮助的关于瘟疫的材料已经证明是极为困难的。发现死亡的故事倒很容易，但我本身的兴趣总是聚焦于某些试图控制事件的人。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会太忙、太投入，以致没有时间做记录。

在这7年中，许多人帮助过我。有些人与我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帮助我寻找材料，有些人帮助我了解流感病毒以及它所导致的疾病，有些人则对我的手稿提出意见。当然，他们中任何一人都毋需对书中任何的错误或遗漏——不管是事实还是判断——负责（在某个致谢中看到作者因错误而责怪他人岂不很好笑？）。

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两位朋友，史蒂文·罗森堡（Steven Rosenberg）和雷斯蒂福（Nicholas Restifo）帮助我了解科学家如何探究问题，他们还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意见。纽约西奈山医学中心的帕莱塞（Peter Palese，世界顶尖的流感病毒专家之一）也是如此，他为我慷慨地付出了许多时间与经验。圣犹大医学中心的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和帕莱塞一样，也是全世界流感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批评。弗伦奇（Ronald French）检查手稿中关于该疾病临床过程的叙述是否准确。莫雷利（Vincent Morelli）介绍我与萨默（Warren Summer）相识，位于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肺科的萨默及其全体同事，帮助我更深入了解流感袭击期间肺部所发生的情况。萨默极为耐心，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杜兰医学院的米切尔·弗莱德曼（Mitchell Freidman）也向我解释了疾病期肺部的情况。

国防病理研究所的陶本伯格一直与我分享他的最新发现。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叶伍戴尔（John Yewdell）也向我解释了许多有关病毒的知识。杜兰大学的马滕森（Robert Martensen）关于医学史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美国大学的克劳特（Alan Kraut）也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意见。

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杜兰—赛维尔生物环境研究中心的麦克拉克伦（John MacLachlan），他对我完成本书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杜兰医学中心临床疗效与急救中心主任斯泰因曼（William Steinmann）慷慨地让我使用他的办公室，提供关于疾病的知识还有友谊。

上述所有人均拥有博士或医学博士学位，或兼而有之。没有他们的协助，我或许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细胞因子风暴(1)时就迷失了方向。

著书者总要感谢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他们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杜兰大学马塔斯医学图书馆的每个人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科普兰（Patsy Copeland）、普利亚（Kathleen Puglia）、多尔塞（Sue Dorsey）和戈尔德施泰因（Cindy Goldstein）。

我也要感谢WGBH的《美国印象》（American Experience）的萨梅尔斯（Mark Samels），他为流行病项目收集材料；美国科学院的戈德布卢姆（Janice Goldblum）做了许多本职之外的工作；费城穆特博物馆的沃登（Gretchen Worden）；原拉特格斯大学研究生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和原美国大学研究生格恩哈特（Gery Gernhart）慷慨地为我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西切斯特大学的哈迪（Charles Hardy）为我提供了他收集的口述历史。国立档案馆的约克尔逊（Mitch Yockelson）惠予我他的知识。时任《费城杂志》编辑的卡普兰（Eliot Kaplan）也对该项目提供了帮助。我还要感谢堪萨斯州的迈纳（Pauline Miner）和哈特（Catherine Hart）。很多人在照片方面给我诸多帮助，我要特别感谢美国红十字会的沃森（Susan Robbins Watson）、堪萨斯州达德利镇图书馆的彭德格拉夫（Lisa Pendergraff）、海军医疗局的索博钦斯基（Andre Sobocinski）和赫尔曼（Jan Herman），洛克菲勒大学档案馆的斯特普尔顿（Darwin Stapleton）以及霍普金斯大学切斯尼档案馆的麦考尔（Nancy McCall）。我还要感谢帕特·沃德·弗莱德曼（Pat Ward Friedman）提供了有关他祖父的信息。

现在，轮到感谢我的编辑沃尔夫（Wendy 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