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97年初，我动笔写此书时，计划是将1918年的事件作为一个叙述载体，一项案例分析，一枚探寻若干甚至无关流感的问题的探针。我无意恐吓任何人或宣传任何事，只是想知道美国社会是如何应对一场巨大挑战的，而这次挑战正是自然趁人类内乱正酣之际，火上浇油挑起的另一场战争。同时，我也想知晓那些至少拥有某些应付这一挑战之权力的人又是作何反应的。

这意味着我不仅需要考察那些在全国或地方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还得考察科学家，因为他们同样也在执行权力。我尤其想探究研究者在承受极端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并弄清一个人在作决定时所面临的认识论问题。人们采取何种程序来搜集信息从而作出较好选择？

一场危机是如何，或者说是否，影响决策的过程？要拥有多少数据才算充分？简言之，你又如何清楚你已经知道了呢？此外，我还想弄明白我们应该从这样一种考察中得到什么教训。

我相信，那些是人们存有疑虑的重要领域，而读者对本书是否有助于了解它们自有评判。

然而，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却被一些事件掩盖了，诸如新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的速度日益加快——因此许多专家所忧心的、将会引发新的流行疫病的威胁正一触即发。这个不断演化的威胁使我对本书的主要部分作了一些改动，并写下这篇新的后记。

最受关注的禽流感病毒被称为H5N1。它最早于1997年出现于香港，也就是在我为写作本书而开始研究之后的数月。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为扑灭这一病毒，100余万只家禽被宰杀。7年后，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东南亚的家禽中又爆发禽流感，同时导致数十人死亡。可就在若干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官员再次为清除该病毒而宰杀了超过一亿只禽鸟之后，它却忽然销声匿迹了。

人们的努力白费了。H5N1病毒已经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野生鸟类种群中扎下了根。于是，它在2004年12月卷土重来，噬灭禽类，并导致更多人及包括家猫和老虎在内的其他哺乳动物死亡。尽管在我写作本书时（希望永远如此），禽流感病毒尚未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似乎死于该病毒的人数在感染人数中所占比例甚至与1918年因流感病毒而失聪的人数比例相同。

因此，这里提出几个问题：

1. 是否会发生新一轮的流感疫情？

2. 如果会，它有多危险？H5N1又会表现出何种威胁？

3. 我们该作何准备？要做些什么才能令我们准备得更加充分？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科学院（通过其医学分部——医学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均认为流感疫情一定会再次发生。

更令人忧虑的是，WHO、CDC以及其他卫生组织都已用诸如“可能”和“很可能”之类的字眼，向人们警示着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大流感的可能性。这些机构的警示都是建立在具体而令人警醒的数据基础之上的。

出现跨越物种屏障的新重组病毒的威胁总是存在着，由于人类直接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增多，威胁日臻严重。

当然，病毒每感染一个人，就有一次新的机会可以跨越物种传播。

任何一个读过本书有关该病毒章节的读者都知道，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起源于鸟类，但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突变，并能与其他流感病毒交换基因。

一旦一种禽类病毒感染了一个人——也可能是另一种哺乳动物（尤其是猪），那么该病毒不是与已有的人类病毒重组，就是像我们所能想象的一样，直接突变产生一种新型的、可以在人类之间传播的病毒，一场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可能爆发。

1959—1997年间，只有两人明确感染了禽流感病毒。这两名患者被隔离，而且均未死亡。

与此相反，1997—2005年春，三种不同的禽类病毒就使200余人患病。感染通常成群出现，这三种病毒中的两种已致人死亡。

在这三种病毒中，最持久稳定的、也是我们所知最危险的就是H5N1。已知的禽类病毒感染人类的病例中，超过一半均由它引起。在已被证实的感染病例中，其死亡率为33%—70%。由于目前它在亚洲鸟类种群中流行，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很可能会持续感染人类。

还有另一个威胁，那就是引起了1957年大流行的病毒——H2N2病毒。许多病毒学家都认为它很可能是下一个引起疾病大流行的病毒，因为它不像禽类病毒，它确实能够由人传播给人。此外，由于1968年大流行的病毒，即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流感病毒的出现，H2N2病毒已几近灭绝。这就意味着，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人从未接触过H2N2，假使该病毒重新出现，他们就极易被感染。（1918年的H1N1病毒尚有一个毒性轻微的“远亲”还散布在人间，因此人们可能对H1类病毒具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基于这些原因，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认为新的疾病大流行几乎无法避免，但他们无法预测它何时发生。正如一位流感专家所言：“只闻钟声嘀嗒，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

所以，下一轮大流行会有多严重？会有200万人、2000万人还是2亿人丧生呢？美国会有多少人死去？

没人说得准。但若将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与艾滋病相比，人们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