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件事。

一是我们需要从目前的监控系统中获得更多信息。让政府公布疾病真相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这也许是1918年（大流行）最大的教训，也是仍未被吸取的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开放交流，需要承担严肃的外交承诺，还需要创建保险制度，以赔偿国家和农民因说出真相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提供可能破坏本国经济或生计的信息。

交流很重要。如果交流足够开放，监控足够良好，领导层足够果断，那么就确实有一丝希望通过隔离病例、区域封锁和抗病毒治疗等手段将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杀在其起源地。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立即行动。美国和其他具备科学基础设施的国家政府可以启动——无论是合作还是单边——大型的流感调查行动。对我们的资源——将钱用于何处——进行理性抉择的时间已到。

试想，直到2005年，每年在西尼罗河病毒上的总花费比用于流感的要多。在西尼罗河病毒最猖獗的年份，有284名美国人死亡，而5年来死于该病毒的不到900人。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能在人群中爆发的疾病。就算我们一文不花地与之斗争，它可能也会自行消失，如同曾在圣路易斯市所发生过的瘟疫一样，那几乎是西尼罗河病毒的一个孪生型。

将其与每年数以万计死于普通流感的美国公民相比——更别提大流感的威胁了，这证明的不仅仅是那些决定资金使用的人的不理智，还有他们的不负责任。

将大流感与恐怖主义进行比较更有用。国土安全部将大流感视作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中最可能发生且最致命的一个。

WHO认为，有43种不同传染性的生物体能够被用作生物武器，流感榜上有名。在这个列表上，传染性最强的三种就是炭疽热、鼠疫和天花，而肉毒素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毒素。然而，我们有疫苗可以预防天花、炭疽热和鼠疫——抗生素对后两者也有效，而抗毒素可以中和肉毒素。此外，炭疽热和肉毒素也不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WHO曾经研究过所谓“最坏情形”，那是一次发生在一个有着500万人口的城市内的肺鼠疫生物恐怖袭击。WHO的调查结论是，该病将可能导致150 000人患病，36 000人死亡。根据人口因素进行调整后的结果表明，这个最严重的生物恐怖袭击与1918年流感肆虐费城时的情况相比还有些差距。

到了在防治流感上痛下重金的时候了。

二是我们需要对疫苗生产进行投资，并为大流行的真正到来强化过负荷能力。联邦政府已为此投入一定资金，但问题仍然存在。疫苗制造商说他们在扩大疫苗产量方面的主要顾虑是需求少和不可预知性。一些政策制定者相信，CDC建议的每年应该接种疫苗的人数正在增加，这也许可以为建造足够的制造设备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即便该法奏效，它也无法解决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美国50%的疫苗需求依赖外国公司。美国人必须决定，是否愿意建设这样一种过负荷能力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这样做需要政府通过提供担保或补助金的方式参与进来。此外，尽管制造商们认为“义务”同产品短缺无关，并非一项重要因素，但是作为鼓励，政府需要立法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

其次，我们需要对改进疫苗生产的技术本身进行投资。大多数人注射的疫苗都是由灭活病毒制成的，但到2003年，一种由活病毒制成的吸入式疫苗问世了。对人类而言，它风险低，是一种更佳的给药系统，因为它能够刺激喉咙黏膜的免疫反应。但这两种疫苗所用的生产流程却都是数十年前的老技术，需要在鸡蛋中培育。而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可以使生产周期缩短数周——在一场大流行中，短短数周时间就可以挽救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生命。科研经费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抗病毒药物。

运气好的话，对基础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有可能发现对所有流感病毒都有效的疫苗。研究工作正以基因组中的“保守”区域——例如所有流感病毒普遍具有的某些遗传结构——为目标进行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将资金用在储备奥斯他韦上。这种抗病毒药物是我们目前对付H5N1的唯一武器。但它不是魔法药剂。导致现今大多数病例的流感病毒H3N2，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抗奥斯他韦的能力。到目前为止，H5N1在实验室内还未对其产生抗性，但我们无法保证它和其他病毒将来不会产生抗性。

就在我们寄希望于科学，期待着下一个科尔或埃弗里的出现时，国际组织、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正在为下一次大流行作准备。只有当大流行爆发时，我们才能知道这些计划者做得有多充分。

1918年的如山铁证，证明该病始于美国，并“随美国军队登陆法国”而扩散开来。

媒体和公共官员助长了这种恐慌——不是通过夸大疾病的可怕，而是极力掩饰，试图向公众保证此次疾病并不可怕。

恐惧源于蒙昧，就像在丛林中被未知的猛兽追踪着。所有成功的恐怖电影都是利用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对我们无法看见、无从知晓的威胁的恐惧，以及孤立无援的恐惧，而在所有的恐怖电影中，一旦怪兽露出原形，恐惧就凝缩成具体形象，不复存在了。害怕还会有，但由未知而产生的极端恐惧消散了。

1918年，官方和出版物的谎言令恐惧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