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15日，萨凡纳市下令封闭剧院和公共集会地点——这已是第三次了[10]，并且比以往管束得更加严格。同西海岸其他地区一样，旧金山的情况在秋季浪潮中已经开始有些好转，却又受到第三次侵袭的重创。

事实上，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旧金山对抗秋季流感的态度最为开诚布公，也最有成效。仅仅在12年前，旧金山遭遇大地震，劫后余生并得以重建的经历也许影响了他们现在应对流行病的态度。9月21日，基地或城里都还没有任何发病迹象，公共卫生部主管哈斯勒（William Hassler）就对所有海军基地实行了隔离。他预先进行了全市动员，征召了数百名司机和志愿者，将整个城市划分成若干个区，每个区都配备了各自的医疗人员、电话、运输线和供给，学校和教堂里都设有急救医院。他封闭了公共场所。他们非但没有向民众担保这只是普通“流感”，而且在10月22日时，市长、哈斯勒、红十字会、商会和劳工委员会在报纸广告上还发表了整版的联合声明：“佩戴口罩，性命能保！”他们声称这可以“对流感病毒有99%的抵抗力”[11]。到10月26日为止，红十字会已经发放了10万只口罩。就在当地有关部门加快速度赶制疫苗时，几千份由塔夫斯大学科学家研制的疫苗正由最快的列车运往美国各地。

在旧金山，人们能感受到有条不紊的统筹力量。与其他许多地方令人麻木的恐怖不同，这里似乎更令人鼓舞。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描绘了城市被疾病围攻下的场景，展现了市民英勇的行为，他们尽管焦虑、恐惧却仍各司其职。学校关闭了，教师们自发去做护士、勤杂工和话务员。[12]11月21日，城里的警报器发出了可以摘下口罩的信号。旧金山已经——到那时为止——挺了过来，死亡人数远少于预期的担忧，市民们都认为口罩是他们的救星。但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起了作用的话，那应该是哈斯勒预先并适时建立起来的组织。

第二天，《纪事报》吹嘘道：“当战争孳生的瘟疫以其黑暗之翼笼罩整个城市之际，圣弗朗西斯之都(3)的英勇坚毅将会是它历史篇章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插曲。”[13]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以为自己制止了流感。他们错了。口罩没有用，疫苗也没有用，只是这座城市非常幸运而已。两周后，第三波流感来袭。尽管在最高峰时的死亡人数只不过是第二波流感杀死人数的一半，却仍使这座城市的最终死亡率成为了西海岸之最。[14]

至1919年初，除了少数几个与世隔绝的边区村落外，病毒魔爪未曾触及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澳大利亚。

凭借对进港船只严格的隔离制度，澳大利亚死里逃生。有些靠岸船只上发病率高达43%，死亡率达到所有乘客数的7%，但隔离制度把病毒挡在门外，确保了澳洲的安全。[15]直到1918年12月，当时流感在全球已开始消退，一艘载有90名染病士兵的运输舰抵达了澳洲。尽管他们也被隔离了，但疾病却渗透了进来，毫无疑问，为士兵治疗的医护人员成了媒介。

那时，这种病毒株的致命性已失却大半。澳大利亚的流感死亡率远远低于地球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仅为美国的1/3，不到意大利的1/4，[16]但病毒仍然极其致命。

当1月和2月流感来袭之时，战争早已结束了两个多月。因为不再受到审查机构的控制，澳大利亚的各家报纸又有了言论自由，而他们写得最多的——比其他英语报纸写得都多——是恐惧。

“据称，这场流感是古老的‘黑死病’卷土重来。”悉尼一家报纸如是说。另一家则引用了笛福的经典之作《瘟疫年纪事》——一部虚构的小说——里预防“流感瘟疫”[17]的建议。令人恐惧的大标题日复一日地出现：“前人如何对抗瘟疫”、“肺鼠疫”、“抗击瘟疫”、“过去的瘟疫”、“异教徒和瘟疫”、“瘟疫发源于新南威？”(4)、“天主教士在遭疫的军营中”以及“身为瘟疫斗士的天主教徒”。

流行病本身——即使以其最温和的形式出现在发达社会中——也足够吓人了，那些在孩提时期经历了大流感的人根本不认为那是流感，而视其为一场瘟疫。20世纪90年代，一位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开始采集口述历史记录。当她听到被采访者提到“腺鼠疫”时，她震惊了，决定继续深入挖掘下去。

有一个人告诉她：“我对那场鼠疫记忆犹新，成百上千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生还的人，当时就在我们身边，在死亡线上挣扎。”[18]另一个说：“我们必须接种疫苗……我身上为了预防鼠疫而接种的地方现在还留着疤。”[19]

“我还记得那场瘟疫，到处是载着医生的车辆，他们穿着长袍，戴着遮住脸庞的口罩。”

“他们都戴着口罩……在战后，你都不知道悉尼的人们当时有多担心……那场瘟疫啊！”

“我们都被隔离了，食物会送到前门口……我们不是从字面上接触鼠疫，而是亲身经历。”

“他们说那是腺鼠疫。但在法国他们又称之为支气管肺炎。他们说就是这个夺走了我兄弟的生命。”

“那场瘟疫，腺鼠疫，对，我记得……我一直认为那和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是同一种流感。我觉得那是一码事，是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