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中发生的流行病“可能与海军基地和军营中发现的类型相同”。

流感的确在这座城市爆发了。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里的病床全部爆满，开始有患者死亡。在没有任何医生或警察指令的情况下，医院开始拒收病人——给护士塞100美元的红包也会被拒绝。[1]然而，人们还是排长队等待入院。一名妇女回想当年，她的邻居们“赶到离第五大街和伦伯德大街路口最近的费城医院时，门外一排长龙，医生们都在忙，药品也已短缺，所以这些身体还算强壮的人只好回家了”[2]。

医疗措施也无济于事，乔治·图利奇（George Tullidge）医生的女儿玛丽·图利奇（Mary Tullidge）在病症甫现后24小时内病亡。西奈山医院的实习护士艾丽丝·沃洛维茨（Alice Wolowitz）早上当班时感觉到不舒服，12小时后就死了。

10月1日是游行后第三天，仅这一天内死于流感的人数就超过了100——共117人死亡。这个数字后来增长到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不久，每日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费城平均每周所有其他原因（包括各种疾病、事故及犯罪等）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3]10月3日，克鲁森批准游行后不过5天，他禁止了费城所有的公共集会（包括进一步的自由公债集会），关闭了所有教堂、学校和剧院，甚至连公共葬礼也不允许举行。唯一继续开放的公共集会场所是瓦雷集团的重要赞助商沙龙。第二天州卫生专员将这些场所也关闭了。

第一个收纳病患的临时设施是城内的救济院赫梅斯堡。它被称为“一号急诊医疗站”，卫生委员会知道更多的医疗站将紧随其后。一天之内，医疗站的500张病床就被占满了。最后，一共开设了12家相似的大型医疗站以满足全市需求，其中三家在经改造的南费城共和党俱乐部里。医疗站是人们经常跑去寻求帮助的地方。

10天之内——仅仅10天！——流行病就从每天有几百个平民患病、仅死亡一两例，发展成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几百人死亡。

联邦、市政府还有州立法庭都关闭了，满街都是巨幅布告，警告公众避免公共集会，告知人们打喷嚏、咳嗽时要用手帕掩口。还有一些布告上写着：“吐痰等于死亡。”一天之内，就有60人因在街上吐痰而遭逮捕，报纸报道了这些逮捕行动——但仍在将病情最小化处理。医生自己也在劫难逃，一天有三人病亡，再一天有两人，第三天有四人。报纸报道了这些死亡——连同其他讣告一同刊登在内页。即便是这种时候，报纸仍在将病情最小化处理。医疗工作者和市政府工作人员一直戴着口罩。

我该怎么办？人们惴惴不安，心存恐惧。还会持续多久？每天人们都会发现一周，甚至一天前还好好的朋友和邻居，第二天就不在人世了。

费城当局和报纸还在对危险遮遮掩掩，《大众纪事报》（Public Ledger）竟荒谬地声称克鲁森有关公共集会的禁令不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并重申“没有任何惊乱或恐慌的理由”。

10月5日，医生们报告当天死于此次流行病的有254人，于是报纸援引公共卫生局的话说“流感已达最高峰”。而当第二天费城又有289人死亡时，报纸又说：“卫生官员们信心十足，确信流感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每天死亡人数都在300以上。克鲁森再次宣布：“死者人数已经达到了这场天灾的最高位，我们有理由认为，从现在起到流感结束，死亡率将会不断下降。”

结果第二天有428人死亡，每日死亡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攀升——在如此巨大的基础上几乎还要翻一番。

克鲁森说：“不要受夸大报道的影响而恐惧害怕。”[4]但克鲁森的保证再也不能让人们安心了。

但凡听过刘易斯对某个问题发表观点的人，一定能体会到他的丰富学识以及领会问题、设想可能的解答与洞悉其后果的能力。费城的科学家虽没有顺从他的意见，但关注着他的动态。

刘易斯致力于流感问题的研究已逾三周，他呆在实验室，几乎寸步不离，他的助手只要没有病倒也都在坚持工作。费城的每一位科学家都在实验室里争分夺秒地工作着。

与家相比，实验室绝对是刘易斯更喜爱的地方。通常，他工作中的一切能令他感到安宁。实验室带给他安宁，包括他热衷的神秘事物。他让自己习惯于这种环境，就像一个竭力穿破海上浓雾的人，那浓雾让人觉得自己伶仃一人，但仍是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回的工作没有给他安宁，说是由压力造成的并不确切，是压力打乱了他原来的节奏，迫使他不能再以科学的方式推进。他建立了一种假说并致力于此，但这种仓促建立假说的过程令他忧心忡忡。

死亡的消息同样令他不得安宁。青春、活力和憧憬，都随着年轻的死者长埋于地下，这怎不叫人震惊。他担心自己辜负人们的期望，于是他更加勤奋地工作。

艾辛格（Arthur Eissinger）去世了，他是宾大1918级的学生会主席和优等生。斯瓦斯莫学院的橄榄球明星珀金斯（Dudley Perkins）也死了。几乎2/3的死者年龄都在40岁以下。

1918年，在门上挂一块绸布暗示家里有人去世已约定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