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进行研究，翻阅了他所有的医学书籍和期刊，召集了他们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医生。他还与美国公共卫生部取得了联系，但未得到一点帮助或建议。与此同时，他或许还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试用了白喉抗毒素，甚至可能用了破伤风抗毒素——任何可能激发体内免疫系统抗击疾病的东西，但都没有效果。

当地报纸《圣菲巡视报》（Santa Fe Monitor）显然很担心战时的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很少提及死亡，但在内页会有报道：“伊娃·范奥斯汀（Eva Van Alstine）夫人得了肺炎，但她的儿子已经能下床了……林德曼（Ralph Lindeman）依然病重……在姐姐伊娃生病期间，伍戈哈根（Goldie Wolgehagen）还在毕曼商店工作……据悉穆迪（Homer Moody）病情还很严重……欧内斯特·艾略特（Ernest Elliot）的小儿子默丁（Mertin）也得了肺炎……我们很欣慰地告诉大家，赫西（Pete Hesser）的孩子们正在逐渐康复……考克斯（J. S. Cox）夫人已有所好转但还很虚弱……麦康纳（Ralph McConnell）这周状况很糟糕。”[4]那时，迈纳已经被由这场疾病所带来的无数病患的巨大工作量压倒了，他已顾不上其他事情了。有时在寒夜中，他就在车中睡觉而任由马自己走回家——马车相较汽车的优势之一。或许他怀疑过他所面对的就是雅典的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场神秘疾病，摧毁了整个城市，令1/3人口死于非命。

然而，后来这种疾病消失了。到3月中旬，学校重新开始上课，健康的孩子们都来上学了，人们也都回到工作之中，大家的话题又重新回到了战争上。

然而，迈纳还受着这场疾病的困扰而不能自拔。惊魂甫定后，他不仅为当地的人们担忧，也替其他地方的人操心。流感既不是一种“值得报道的”病——法律没有相关文件要求医师向卫生局报告这种病——也不是一种会令任何州或联邦公共卫生机构继续追查的疾病。

但迈纳嗅出了其中非同一般的气息，这场疾病的爆发非常危险。于是，他正式向国家公共卫生官员发出了警报。

《公共卫生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是由美国公共卫生部发行的周刊，警示卫生官员们注意所有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仅是在北美洲和欧洲，还在世界各个角落——如西贡（现胡志明市）、孟买、马达加斯加、基多等地。它不仅追踪黄热病和鼠疫等致命疾病的情况，还追踪其他尚未构成重大威胁的疾病，尤其是发生在美国的比如腮腺炎、水痘、麻疹等疾病。

1918年上半年，迈纳提出的“严重型流感”[5]的警告是那本杂志上唯一涉及世界各地流感的内容。那年春季的其他医学杂志也刊登过关于流感爆发的文章，但都是在哈斯克尔县流感发作之后出现的，也都没有作为公共卫生预警信息发布。哈斯克尔县是1918年首先突发流感的地方，而且预示着一种新型的、可感染人类的强流感病毒产生了。

后来的数据表明，哈斯克尔死亡人数与全县人口的比率，仅仅是下半年流感在美国全面爆发时造成的死亡率的零头。

得了流感的人散播病毒——排出可以感染其他人的病毒——一般在感染后的7天内。之后，虽然他们还会继续咳嗽、打喷嚏，却不会再传染给别人了。像哈斯克尔这样人口稀少且地处偏远的地方，病毒很可能在传播的途中就死掉了，因而不会再扩散到外面的世界。然而，有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战争期间。

就在穆迪等十几个人在堪萨斯州吉恩县病倒了的那一周，一个名叫迪恩·尼尔森（Dean Nilson）的年轻士兵从福斯顿军营回到了家乡吉恩，福斯顿军营地处500公里外的赖利堡军事保留地。《圣菲巡视报》写道：“迪恩看起来很适应士兵生活。”当然，离开吉恩后，他又回到了军营中。当欧内斯特·艾略特离开了哈斯克尔县的萨布勒特去福斯顿军营拜访他的兄弟时，恰好他的孩子生病了；在艾略特回家之前，他的孩子就得了肺炎。2月21日，科普兰地方报纸称：“几乎全村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或者肺炎。”[6]2月28日，当约翰·博顿（John Bottom）离开科普兰前往福斯顿时，报纸又报道说：“我们预言约翰将是一名很棒的士兵。”[7]

作为全国第二大军营的福斯顿军营，通常驻有56 000名新兵。斯莫基希尔河和里帕布利克河在交汇处形成了堪萨斯河，营地就建在这里。

和其他训练营地一样，福斯顿军营是1917年在几周内匆匆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训练年轻人备战的地方。

这是一个典型的军营，刚成年不久的新兵对即将成为正规军还有一种特有的紧张。一次，当唐纳利（John Donnelly）少校由于超速驾驶被宪兵队拦下时，他向指挥官辩解说：“有好几次，我在军营旁的那条路上看到士兵没有敬礼而去纠正过他们。我的责任心令我不能视而不见，而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行礼。可能我当时的态度不当，导致这些宪兵对我产生了一种不肯服从的报复和仇恨心理。”[8]那里也经常发生内部冲突，特别是福斯顿军营和赖利堡军营有了不同的指挥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