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这些理论很快就被詹姆斯和杜威（John Dewey）(7)所吸收，并且赞美霍普金斯大学的存在意味着“不管是政治还是宗教的派别，最终都不能”干涉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诚然，赫胥黎的演讲在120多年后读来似乎相当平淡无味，但赫胥黎和整个典礼给全国民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吉尔曼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慢慢摆脱其带来的影响。当然，他同时也在努力完成赫胥黎所嘉许的目标。

这个典礼上有一个重要的词确实未被提及：没有一个与会者提到“上帝”这个词，或者涉及上帝。这个明显的疏忽使那些担忧和抵制机械无神论的人心生反感。因为那是一个神学当道的时期：当时的美国大学中有近200个神学教席，[5]而医学的才不到5个。当时的杜尔大学校长说，大量的研究和经验足以使他断言，只有宣讲福音的牧师才可以担当大学教授。

但这疏忽也如同一个宣言：霍普金斯大学将永远追求真理，无论遭遇什么艰难险阻。

没有什么领域比对生命的研究更需要真理，美国也没有什么领域比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更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所以特别是在这个领域，霍普金斯的影响将无法估量。

1918年以前，美国战火连连，不仅国家依赖那些大部分（尽管必然但非全然）由霍普金斯大学相关人士实施的变革；军方也将这些人组成了一支特殊力量，他们专注而训练有素，准备痛击敌人。

科学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和“我如何得知？”（How can I know it?）。

事实上，在第一个关于能知道些什么的问题上，科学和宗教两者就已分道扬镳了。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哲学——认为自己能够知道，或者至少论述了“为什么”这一问题。

对于大多数宗教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归结为上帝的安排。宗教的本性就是保守的，即使一个宗教推出了新的上帝，那也只是作了新的人事安排。

而“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科学来说却过分深奥。科学认为自己只能研究事物是“怎样”发生的。

当科学不仅仅致力于回答“我能知道什么”，更重要的是改变其研究方法并改变“我如何得知”的答案时，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革命开始了。

这个回答不单单涉及学术探讨，它还影响了一个社会对自身的管理手段，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及其公民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社会将歌德所说的“言”看得至高无上，如果一个社会相信自己掌握真理并且无须怀疑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个社会更容易固守刻板的法令，而不太会发生变革。但如果它为质疑真理留有空间，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变得自由开放。

在更狭义的科学语义中，这个回答决定了个人探索自然的方式——一个人如何做科学。而且，一个人回答问题的方式，即他的方法学，与问题本身同等重要。研究方法为知识打下了基础，并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发现。换言之，一个人研究问题的方法往往决定，或者至少限制了他的答案。

的确，方法学高于一切。例如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众所周知的科学发展理论，就属于方法学。库恩赋予“范式”（paradigm）一词更广义的用法，他指出：在任何科学中，在任意给定的时间点上，某种范式（类似于共知的真理）会支配人们的思维。还有人将他的概念应用到了非科学领域。

按照库恩的理论，主流范式将会冻结科学的发展，它间接地通过制造思想障碍而使人们失去创造性，或者直接阻碍科学的发展（比如阻碍了对新观点、特别是与范式相抵触的新观点的研究资金的投入）。他说，尽管如此，研究者们最终还是能够发现他们称之为“异常事物”的与范式不符的现象。每一项“异常事物”都能侵蚀范式的基石，当积累到足以破坏它时，范式就土崩瓦解了。科学家们随后会想方设法推出一个既能解释旧现象又能解释新发现的新范式。

科学的过程——及发展——比库恩概念所表明的更为灵活。它更像一只变形虫，边缘柔和而模糊。更为重要的是方法问题。库恩的理论认识到，从一个解释到另一个解释的转变背后的推动力来自方法学，来自我们称之为科学方法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断质疑的人是在检验现有的假说。事实上，无论怎样的范式，用一种方法论去探查和检验假说必然会有所进展。而没有这样一种方法论，进展纯粹是巧合而已。

但研究自然的人并不是一直都在采用科学方法。有史料记载以来，试图解读自然世界和洞悉我们所说的科学的研究者们都仅仅依靠智慧和推理。这些研究者相信，如果他们的知识是根据一个他们认为合理的前提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那么他们就能了解该事物。但反过来，他们的前提绝大部分又都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

这种对逻辑的依赖与人类想以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式认识整个世界的野心形影不离，而这种依赖实际上给科学，特别是给医学强加了一道翳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纯粹理性变成了进步最大的敌人。在漫长的2500年里，医生给予病人的实际治疗方法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我们不能因为缺乏进展而责备宗教或迷信。至少在公元前500年，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不再受宗教约束了。当希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