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点都看不出他未来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物。

因此，关于他的最出色的一部传记以1930年那场非同寻常的80岁诞辰庆典开场，[1]以此代替传记惯常使用的孩童时期，这是非常巧妙的。

除了在他的居住地巴尔的摩外，他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辛辛那提、洛杉矶、巴黎、伦敦、日内瓦、东京和北平（如今的北京）等地的朋友、同事和崇拜者，为此庆典欢聚一堂。电报和无线电将各地的庆典相汇联，人们错开庆典开幕时间，以便不同时区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共同庆祝。许许多多个礼堂里挤满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美国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在华盛顿庆典上的致辞。

这篇致辞是献给一位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的。他曾任美国科学院院长、美国科学促进会会长、美国医学会会长，还曾是许多自然科学团体的主席或领导人。当政府尚未将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时，作为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执行委员会主席、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任期长达32年的科学指导理事会主席，他指挥着这个国家两大慈善组织资金的流向。

然而，即便是在他自己所从事的医学研究领域，韦尔奇也算不上一个开路先锋——他既不是巴斯德，又不是科赫（Robert Koch）(1)；不是埃尔利希（Paul Ehrlich）(2)，也不是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3)。他并没有过人的洞察力，也没有作出过重大发现；没有提出过深刻独创的问题，也没有在实验室或者科学论文中留下显赫的记录。他没什么突出的事迹，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根本没有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理由和造诣，更别说成为院长了。

尽管如此，就如同估量任何事物一般，数百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对韦尔奇进行了周密客观的考量，并认定他是有资格的。他们集结起来庆祝他的寿辰，如果说不是为了他的学问，那也一定是为了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

韦尔奇的一生见证了世界的巨变：从马和轻便马车到无线电通信、飞机甚至第一台电视机的出现；可口可乐诞生并在1900年之前风靡全美国；20世纪20年代，伍尔沃斯连锁店迅速发展并超过1500家；[2]伴随着进步时代（Progressive Age）的到来，技术统治理论风靡美国，并在30年代一次关于儿童的白宫会议上达到顶峰，会议宣布，专家在儿童培养中比父母具有优先权，因为“培养孩子适应我们这个错综复杂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个别家长力所不能及的”[3]。

韦尔奇在这些变革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他在医学（尤其是美国医学）领域同等重要的改革中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从一开始他就被奉若神明，他的经历是那个时代许多人一生的浓缩和写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或代表。正如埃舍尔（Escher）(4)的绘画一样，他的一生既代表了同时代其他人的生活，也代表了他的追随者，以及追随者的追随者的生活，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即便他没做过革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一生也是革命性的。他既是角色，又是剧本，他是指挥者、创作者、建设者。他就像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用整个生命带给观众一场具有冲击力的演出，并通过他们影响后世。他领导了创建最伟大医学科学事业的运动，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科学领域中最大的事业。他的遗赠无法客观估计，但却实实在在，尤其蕴藏于其激荡人们心灵的能力之中。

1850年，韦尔奇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北部一个叫诺福克的宁静的小山村，那里树木繁茂，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原貌。他的祖父、叔祖父、父亲以及四个叔伯全都是医生。他的父亲曾任国会议员，1857年给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作过演讲。在那场演讲中，他展示了最新的医学进展，包括一项直到1868年哈佛大学才提及的技术，这个惊人的新的“细胞理论及其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的结果”由魏尔啸在研究工作中引用，并发表于德国期刊上[4]。韦尔奇的父亲曾经说过：“所有明确的知识……都是从精确观察事实中获得的。”[5]韦尔奇似乎也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但情况不是这样。多年以后，他对当时还是他的见习生的著名外科医生库辛说，小时候他对医学充满了反感。[6]

这种反感可能部分来自他生活的环境。韦尔奇的母亲在他六个月大时就去世了，比他大三岁的姐姐被送给他人抚养。父亲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与他十分疏远，姐姐就成了韦尔奇一生中最亲近的心灵密友，在他们经年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他愿将自己的隐私同姐姐分享。

他的孩童时代显示出了一种特质，后来成为他一生不变的格调：掩藏在社会活动背后的内心孤独。最初他曾尝试着去适应社会。他并不是孤自一人，有个叔叔就是他家邻居，所以韦尔奇每天可以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堂兄弟一起玩，但他渴望更加亲密的关系，就请求他们以亲兄弟相称，[7]但遭到了拒绝。在别的地方他同样如此，努力地使自己合群，寻找归属感。他在15岁时，出于对福音书的热诚，正式皈依了上帝。

进了耶鲁大学后，他发现这是一块在他的宗教信仰与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