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拒绝给“C等”学院的新毕业生进行执照认证，[14]这样实际上就令这些学院彻底关门了。“B等”学院也不得不有所改进或进行合并。诸如内布拉斯加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塔夫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和乔治敦大学等校的医学院，则因勉强获得美国医学会的批准而保留下来。在巴尔的摩，三个“B等”医学院合并成了现在的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吞并了另外两所学院。其他如南卫理公会大学、德雷克、波登、福特汉姆等校的医学院则直接关门了事。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压力出现之前，近百所医学院已被关闭或合并。尽管当时国家人口陡增，医学院的学生人数却从1904年的28 000人减至1920年的不足14 000人；到1930年，尽管国家人口数量还在上升，医学院学生人数却仍然比1904年的少25%。[15]后来，美国医学会改革运动的领导者贝万（Arthur Dean Bevan）坚持认为：“所有重整这个国家医学教育的荣誉都该归功于美国医学会……《弗莱克斯纳报告》80%的内容都基于医学教育理事会的工作。”[16]贝万错了。美国医学会避免将其公之于众，但只有公之于众所产生的力量（弗莱克斯纳造成的）——事实上是丑闻——才能迫使改变。没有这个报告，改革还将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而且，弗莱克斯纳也影响了改革的方向，他定义了一个模式。

对于尚存的医学院而言，模式无疑就是霍普金斯大学。

《弗莱克斯纳报告》也有间接的影响，它极大地促进了已经开始的慈善基金资助医学院的行为。在1902—1934年，9个主要基金会对医学注入了154 000 000美元，几乎占了这些基金会所有资助总和的半数。而这还只是一种保守的说法，因为这些捐赠同时也令学院提高了相对应的经费。这些资金挽救了很多医学院，例如耶鲁大学曾被评为“B等”，由于得到一笔资金的驱动，它的捐赠从300 000美元提高到了约3 000 000美元，[17]活动经费预算也从43 000美元跃升至225 000美元。各州也开始把钱投入到州立大学的医学院中去了。

单笔捐赠数额最大的始终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本人却仍在继续接受顺势疗法。

韦尔奇已经把霍普金斯模式转化为一股力量了。他和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及少数几个其他医学院的同行，先是有效地组成一个高级官员精英小组；然后他们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变革了美国医学，创建并扩充了高级官员团队，接着开始训练他们的队伍，一支由科学家和科学武装的医生所组成的队伍。

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韦尔奇又有了一个目标。1884年，当霍普金斯第一次委任韦尔奇时，他就竭力敦促建立一个独立的学院，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公共卫生。公共卫生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挽救人类生命数量最多的领域，方法是了解一种疾病的流行病学——其作用模式、在何处以及如何产生和传播，然后攻击其弱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预防。科学首先控制了天花，然后是霍乱，接下来分别是伤寒、鼠疫和黄热病。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措施（从检测过滤水中的所有物质到捕杀老鼠、接种疫苗等）完成的。公共卫生措施并不是起死回生的魔法，却可以挽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当韦尔奇专注于把美国医学改造成基于科学的医学时，一度把这个目标搁置一旁。现在他再次开始为实现此目标而努力，他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建立一所公共卫生学院。

为了争夺这个学院，又一场角逐开始了。其他人都竭力想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尽管建立一所公共卫生学院是很有意义的，但并不一定要把它放在巴尔的摩。1916年，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直接写信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对韦尔奇致以崇高的敬意。艾略特在信中把整个霍普金斯医学院归结为“一所新的小学校里一个人的工作……我越是考虑把公共卫生学院放在巴尔的摩，就越发现它不合适……与波士顿或纽约相比，这座城市显然缺乏公益心和慈善团体行为。韦尔奇博士的个人偏好和职业是把它建在巴尔的摩的唯一理由[18]——但他差不多66岁了，且后继无人”。

尽管如此，这“唯一理由”足矣。霍普金斯的卫生与公共健康学院计划于1918年10月1日成立。韦尔奇则辞去了医学院教授职务，出任该学院首任院长。

流行病的研究当然是公共卫生关注的主要焦点。

韦尔奇在开幕式当天病倒了，并且越来越严重。那时他刚刚结束一种奇特且致死的流行病的研究工作，他的症状跟那种流行病病人一模一样，他确信自己也感染了这种病。

韦尔奇一手创建的这支队伍就是为了对付、搜索特殊目标而建的，任何可疑的目标一经发现就要立刻清除。1918年10月1日，这支队伍就将接受人类历史上最致命流行病的考验了！

即野口英世，被誉为日本“国宝”的细菌学家，后文中会提到他。——译者

麦萨尔（Samuel James Meltzer），著名生理学家。——译者

列文（Phoebus Aaron Theodore Levene），化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