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们坚信社会精英知晓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普曼后来称社会对普通民众来说“太大、太复杂”，不容易理解，因为大部分公民“在智力上与儿童和野蛮人相当……自主只是一个人个性的众多因素之一”。李普曼极力主张自治应服从于“命令”、“权力”和“国家繁荣”。[24]

收到备忘录的第二天，威尔逊就颁布了第2594号总统令，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并任命克里尔（George Creel）为负责人。

克里尔英俊潇洒、热情奔放（战后数年，已经步入中年的他有一次竟然爬上了舞厅的枝形吊灯并在上面摇晃[25]），他打算创造“一个相互友爱、万分投入并且英勇无畏的白热化群体”[26]。

为此，克里尔动用了数万份新闻发行物和照例未经修订就登载于报的特别报道，这些相同的出版物形成了一套自检制度，编辑们不会发布任何他们认为会有损士气的消息。克里尔还组建了一支叫做“四分钟男人”的队伍——人数最终逾10万——他们在会议、电影、歌舞表演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开始前作简短的演说。博尔内悲哀地评述道：“所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内聚性——群体本能，外人看来是那么歇斯底里、那么充满奴性，却以高度理性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27]克里尔一开始只打算报道那些经过认真筛选的事实和己方获胜的战役，避免将恐惧作为手段，但不久态度就急转。克里尔的新姿态在其手下一个撰稿人的声明中得以具体表现：“铭印在我们旗帜上，甚至高于上帝的，是我们座右铭中最为崇高的一句——‘我们服从’。”[28]他们服从于一个目标。一幅为自由公债销售做广告的海报以警告式的语言书写道：“我就是舆论。所有的人都怕我！……如果你有钱却不买的话，我就把你这里一扫而光！”[29]另一则CPI的海报问：“你见过德皇信徒吗？……你可能在旅馆大厅、吸烟室、俱乐部、办公室甚至家里发现他的身影……他是最恶毒的谣言散播者。他不断重复所有的流言、批评，并会谎称我国某处陷入了战争。他能以假乱真……人们就那样……出于空虚或是好奇抑或反叛，开始帮助德国宣传员散播不满的种子……”克里尔要求“100%的美国主义”并且计划“每一颗‘印刷子弹’都命中目标”。[30]同时，他告诉“四分钟男人”，恐惧是“要在平民中培养的一个重要元素。仅站在最高道德水准上进行谈话很难团结到人。也许，为理想而战必须与自卫的本能相结缔”[31]。

“自由之歌”是每周都举行的一项社团活动，源于费城并遍及全国。

不管是儿童合唱队、理发店四重唱还是教堂唱诗班，都演唱爱国歌曲，而观众也与之相和。每次集会都以“四分钟男人”的演说开场。

靡靡之音被禁止。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时期的学生、洛克菲勒基金董事会成员（后来任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领导着一个训练营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严禁类似《我想知道现在谁在吻她》这样的歌曲，以及“恶意模仿”诸如“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先生不在的时候，谁为温克尔夫人付房租？”之类的“令人疑窦丛生和绵里藏针的笑话，这会给士兵的思想投下不满、担忧和焦虑的阴影，令他们开始思念故乡……

这些歌曲和笑话是德国鬼子用来动摇军心的文字宣传，他们对我们的士兵编造家乡正在受难的子虚乌有的故事”[32]。

威尔逊没有给予敌人任何怜悯。为了启动自由公债运动，他要求，“武装！最强的武装！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的武装！正义和胜利的武装将重新制定世界规则，并将使任何自私的统治灰飞烟灭。”[33]这种军队最终——即使是间接的——增强了流感的侵袭并且破坏了社会结构。如果威尔逊尽量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领导国家，那么这种危害就会减轻，但也只是稍微减轻些而已。

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指的是美国红十字会。

如果说美国保护联盟是动员公民（几乎都是男性）去监视和攻击那些批评战争的人，那么美国红十字会就是动员公民（几乎全是女性）采用更有效的方式。国际红十字会创立于1863年，在第一份《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Convention）中，它阐明自己关注的焦点是战争以及战俘的合理待遇问题。1881年，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8)创立了美国红十字会。第二年，美国接受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有参战国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但每个国家的协会都是独立的。

美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它的名义会长就是（现在也是）美国总统。国会正式授权它在非常时期为国家服务，美国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美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尔逊的前任——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威尔逊任命的是整个“战争理事会”，它是红十字会真正的管理者。

美国一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红十字会就宣布它会“竭尽全力用各种方式……援助我们的盟国……在这次巨大的世界危机中，本组织将恰如其分地协调人们的爱心和努力，以达到最高的目标”[34]。

没有比它更爱国的组织了。它全权负责提供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