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弗莱克斯纳的科学论文称作“纸上博物馆，只有它们随生命而动，因为他既做实验又注重描述”[25]。

弗莱克斯纳从未丧失过韧性，但棱角却被磨平了。他娶了一个足够优秀的太太，伯特兰·罗素(6)（Bertrand Russell，他曾给她寄了60封信）都曾为之倾倒，其姐姐是玛尔学院的创始人。弗莱克斯纳还与著名法学家汉德（Learned Hand）成了好朋友。他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站稳了脚跟。

爱默生（Emerson）说过，一个研究所其实是一个人放大的影子。

洛克菲勒研究所反映出的就是弗莱克斯纳的影子。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的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说，弗莱克斯纳“判断准确，头脑如探照灯般，能随意扫到面临的任何问题”[26]。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说，弗莱克斯纳具有“远超出常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如刀一般锐利”[27]。

但是，与韦尔奇先前在霍普金斯营造的令人舒适的、修道院式的气氛相比，弗莱克斯纳则把洛克菲勒研究所变成了一个尖锐、急躁、冷酷的地方。人们给那些具有疾病免疫力的马放血以收集血清，最后要对这些马进行处理时，弗莱克斯纳考虑的不是将它们放归自然。他只想着要么把它们“卖给屠宰场去宰杀，要么产生更多的抗血清血样，反正就是要牺牲掉它们”[28]——为了得到最后一滴血清，可以不惜令它们流血至死。他轻易开除任何人，只要他认为某人“没有创造力”，就会马上免除其职务。研究所最恐怖的房间就是弗莱克斯纳的办公室。他非常不近人情，以至于几个著名的科学家都害怕他。甚至在弗莱克斯纳的纪念会上，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说道：“较之研究所的利益，个人在弗莱克斯纳博士眼里是一文不值的。”[29]他试图令洛克菲勒研究所引起报社的注意和科学团体的肯定。他自己的工作备受争议。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成立后不久，脑膜炎袭击了美国东部。当时为了抗击这场流行病，各种方法都用尽了。白喉抗毒素也试过了，一些医生甚至动用了给病人放血的古老方法。在霍普金斯，库辛尝试了从脊椎腔排脓的方法来治疗脑膜炎。

对洛克菲勒研究所而言，脑膜炎似乎是一场特殊的挑战。洛克菲勒本人和盖茨要的是结果，而弗莱克斯纳要的是如何得到这个结果。

10年前，帕克（曾经改良了白喉抗毒素）研制出了脑膜炎免疫血清，每一个实验室测试都证明其有效，但对人就是不起作用。现在两个德国人发展了一种类似的免疫血清，但要直接注射到脊柱里，而不是到血管或肌肉内。脑膜炎一般的死亡率是80%，在102个测试病人中，这种方法把死亡率降到了67%，说明其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并不显著。

然而，弗莱克斯纳的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暗含着什么。他重复了德国人的实验，死亡率是75%。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抛弃这种方法，而是坚持不懈地开展一系列的实验，不仅在实验室里努力提高免疫血清的效力，而且在生理学上寻求将之应用于猴子身上的最佳方法。三年后，他建立了这样一套方法：首先，直接在脊髓鞘膜层插入针头，抽取50毫升的脊椎液，然后注入30毫升的免疫血清（如果不先抽取脊椎液，注入液会使脊柱内压力增大而导致瘫痪）。这个方法成功了，在712个测试病人中，死亡率下降到31.4%。[30]波士顿、旧金山以及纳什维尔的医生都验证了这个方法，有人声称：“乡村医生使用这种免疫血清时也获得了显著效果。”[31]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弗莱克斯纳的能力。后来，在一本细菌学的教科书中，帕克认为弗莱克斯纳对免疫血清的贡献微乎其微。作为回应，弗莱克斯纳愤怒地闯进帕克的实验室，一场对吼的比拼在所难免。[32]两人之间发生了更多的争执，矛盾公开化，以至于报纸都有所报道。

最终，弗莱克斯纳把脑膜炎（最常见的是细菌性脑膜炎）感染病人的死亡率下降到18%。而根据最近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目前在麻省总医院（世界上最好的医院之一）接受抗生素治疗的病人，患脑膜炎而死亡的仍然有25%。[33]弗莱克斯纳及洛克菲勒研究所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他喜欢这样而且期待更多的关注，洛克菲勒本人和盖茨同样希望如此。特别是在研究所成立的最初10年里，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有出成果的苗头，弗莱克斯纳就会特别加以留心。他经久不变的注意力似乎只关注结果，因此他总是急切地催促研究者发表文章，例如他曾这样写道：“考虑到比利时和法国的文献发表速度之快，我建议你们发表手头的工作成果。请速来见我。”[34]

这些压力并不全部来自弗莱克斯纳，只是通过他而传达了。在1914年的一个晚宴上，盖茨就提到：“谁没有感受到跳动的希望将造福于全世界？我们研究所的发现已经随着医疗服务深入到非洲了……你在这里宣布一项发明，午夜前就会传遍全世界，30天后就会出现在地球上的每个医学院里。”[35]

结果就是一台宣传机器。一些备受尊敬的研究者挖苦研究所的所为，如同一位本所的研究者所说，“频繁地将不重要的事物大肆宣传成天才般的工作”[36]，只因为“宣传研究所的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