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会死吗？：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

，当一名陆军士兵在新泽西州特伦顿（Trenton）城外的迪克斯堡（Fort Dix）轰然倒下时，病毒再次来袭。

当士兵于1975年秋季抵达迪克斯堡时，他们接种了最新的流感疫苗，其中包含了普通流感病毒的弱化变体。圣诞假期过后，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士兵们回到了基地。在短时间内，基地暴发了一种类似流感的疾病。患者发烧、喉咙疼痛并感到疲劳。患者的咽喉拭子显示感染他们的不是流感病毒，而是另一种微生物，即“腺病毒”（adenovirus）。腺病毒会引起流感样疾病。新泽西州卫生局也对患者进行了流感病毒检测，结果令人费解。有些男性携带有已知的流感病毒株，但有些人却携带有神秘的病毒株。其中两个神秘的咽喉拭子被送往疾病控制中心。该中心确定这种病毒是1918年病毒的后代。

所有的士兵都康复了，但1976年2月4日，一位名叫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的士兵在例行的5英里行军后病倒了，他被送往迪克斯堡医院。几小时后，他死于一种似乎是急性肺炎的疾病。最初的报道称刘易斯的死亡是由一种来历不明的疾病引起的。但在两周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确认了这是一种猪流感病毒。

这引发了人们更多的疑问。迪克斯堡的病人中没有任何人与猪有过接触。病毒一定是变异了，所以它可以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不需要经过原来的宿主物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9] 还确认该病毒为H1N1型病毒，类似于1918年的流感病毒。

迪克斯堡暴发的流感是由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但这场流感肯定不是传染病，因为只有一人死亡。尽管如此，这场流感却至关重要[10] 。直到今天，政府对1976年疫情的反应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当时一些专家认为，应对潜在的流行病需要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此类接种计划弊大于利。

因为这种病毒源于一种使猪受到感染的病毒，1976年的流感被称为“猪流感”。这次的流感成了一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像1918年流感那样蔓延开来，演变为一场流行性疾病，还是只造成一人死亡的地方性疫情。在最初甄别迪克斯堡病毒的过程中，纽约西奈山医学院（The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的病毒学家埃德温·基尔伯恩（Edwin Kilbourn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引人注目：“右舷有流感！拿好鱼叉！”（Flu to the Starboard！Man the Harpoons！）在写这篇文章时，基尔伯恩并不知道迪克斯堡暴发了流感，这就显得他的观察更加深刻。

基尔伯恩回顾了之前流感大流行的频率，发现两次流感发生的时间间隔为11年或更短。他写道，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应该是在1979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为最具风险的4500万美国人接种疫苗，尽量降低影响。[11] 他还呼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共同为公众提供流感疫苗，并呼吁卫生官员制订应对“紧迫自然灾难”的计划。

在基尔伯恩有先见之明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联邦官员便齐聚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总部。他们应如何应对迪克斯堡猪流感？在一次安静而低调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发布了此次猪流感的一些细节，尽管他们对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避而不谈。猪流感的发生仅局限于迪克斯堡，并没有蔓延到周边的平民。但官员们担心该病毒会在当年秋季再次出现并引发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防止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是快速生产疫苗，而他们认为领导此项目的最佳人选便是基尔伯恩。

3月，在士兵刘易斯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政府官员便决定加快疫苗制造并在秋季之前为所有美国人接种疫苗。虽然流感大流行的风险非常小，但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基尔伯恩说：“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要好。”[12] 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也是一场大赌注的赌博。如果秋季没有发生猪流感疫情，卫生官员可能会被指责浪费和越俎代庖。但另一个问题是：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13] ，来自纽黑文市卫生局的汉斯·诺伊曼（Hans Neumann）博士指出，根据预计的免疫接种规模，在接种流感疫苗的两天内，大约2300人会中风，7000人会心脏病发作。“为什么？”他问道，“因为这是根据统计学得出的数字，不管人们有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同样，在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一周内，另有9000人会患肺炎，其中900人将死亡。这些肯定会在接种流感疫苗后发生，原因并非是流感疫苗。

“然而，”诺伊曼写道，“如果某个人中午接种了流感疫苗，当天晚上就得了中风，他会很自然地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奶奶早上接种了流感疫苗，下午就死了。虽然关联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但这种想法可能导致公众对疫苗接种产生强烈抵制，从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