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者的王国

乘坐”小猎犬”号轮船，踏上了自己宿命中的旅程。

19世纪，工业革命体现了斯密的劳动理论。工业革命中，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比以往更加专业化，逐渐展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一流的效率。在美国密歇根的高地公园，亨利·福特的汽车装配车间里，这种效率达到巅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学术机构中也出现了劳动分工，并在现代化研究型大学建立后出现了高潮。现在，本科教育和学术成就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教授们必须在日渐增多的纪律约束下工作。即使艺术和科学的分类细化，大学教育的重点还是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文艺复兴理想上。为了适应上层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大学开始培养”多才多艺”的年轻人，毕业后他们将在正统的法律机构和大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我们的大学实质上仍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加工品，文艺复兴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那时模范公民能够使用钢笔、犁头和量角器。这是一件好事，它让每个人变得有趣和好奇，但这类人希望通过有意义的劳动，获得有回报的人生。

这时，众包出现了。

中产阶层受教育过多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虽然大学的课外活动还是老样子，但大学生的数量有所改变。美国军事法①使得中产阶层终于有钱负担上大学的费用。根据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原来的4倍”。

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通过的条例，规定政府对退役军人提供教育贷款和赠款，帮助退役军人获得高等教育的资历。以后，美国军事法逐渐扩大到现役军人在职进修。——译者注

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

但是，要求专业学位的公司越来越多，逐渐占了大多数，这与”自由教育”的观念相冲突。尽管近年来的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诸如工程、商业、通信等能尽快学以致用的学位，但佐治亚大学高等教育教授希拉·斯劳特还是注意到，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全神贯注的人类学学生，就像我自己那样，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从创造’游戏空间’来看，大学并不鼓励专业化。游戏空间，是鼓励学生尽可能地广泛尝试和体验。

“斯劳特说。

斯劳特注意到，学生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者播客之类的技能，但会非常迅速地将这些所学运用到他们的课余生活中。这些开始是选修内容，逐渐成为兴趣，在学生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果能轻易在论坛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

虽然大学生专门学习各种专业，但找到一份真正学以致用的工作的毕业生还是越来越少。

取得艺术学位的人比一般学位的数量增长更快，但只有少数学生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并以此为生。如果留校，他们得到的也可能只是一个附属职位，薪水很少，缺乏保障。即使是这样，能获得这个职位的学生也不多。相比之下，较多的人会去找一份应用艺术的工作，比如插画或者设计，他们会因此深感幸运。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艺术专业，几乎没有一个科学专业能以”纯科学”生存，化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很可能成为某个投行的银行家或者管理咨询师，正如他能成为化学家一样，无须介意将自己的所学用于专业外的地方。

结果是，相当多的人在本职工作以外找到了他们认为最有意义，最具回报的劳动内容。众包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它是利用业余爱好者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无意中给了非职业人士与专家同台竞技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专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欣然接受了业余爱好者，这奇怪吗？那些曾认为”如果我在那个位置，我也能做他的工作”的人，现在可以印证自己的想法了。人们喜欢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专家、理论家，或者电视节目里夸夸其谈的人。广受欢迎的”真人秀”无疑是这种集体狂热的表现，然而这个主题其实在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从未如此之低。2006年12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公众信任度和尊敬度’的排名中，政客仅排在汽车推销员之前，记者以微弱优势险胜政客。

这样的调查给了人们一种误导：大众仅仅是对”专家一族”不抱幻想了，其实那还不是问题的核心——由于知识上的鸿沟，专家和大众曾有着难以改变的差距，现在这种鸿沟已经缩小了。过去，专家获得独家信息，然后向大众翻译；律师在法学院学习我们法律系统的秘密；记者建立人脉，获得内部信息，以完成他们的报道；政治家拥有获取信息的特权，或者是拥有进入（政府）机构的一扇窗口。而今这样的工作方式已成记忆。互联网与这个封闭的系统相对立，它的定义是：由众多节点组成，能够快速而轻易地传播信息。互联网让所有的等级制度化为乌有。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信息想要免费”，是由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作家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句话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