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者的王国

虽然是新科技推进了业余爱好者的这种行为，但它的内在动机历史悠久。电视以及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和今天有很大不同。植物学——收集、鉴定、归类所有的花卉，是19世纪最流行的消遣之一，你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一群自称”植物迷”的业余爱好者曾携带旅行指南和样本箱，穿过了美国广袤的森林、沼泽、大草原、沙漠。这些业余植物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那时只有极少数植物学专家给予他们鼓励和指导。

到了20世纪初，一切都变了。植物学领域充斥着众多专业人士，他们嫉妒业余爱好者做出的贡献，却无视其能力。专家们认为，业余爱好者玷污了本来很纯净的学术纪律。1897年，他们成功地将”自然研究”从高中的课外学术活动中剔除，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立即减少了。20世纪头几年，植物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变得专业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专业化的研究院将艺术和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挡在了门外。后来，他们中的一些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以自己业佘的身份为荣，如果被叫做专家，他们反而会觉得是种侮辱。业余爱好者的情况有了改变和发展。

弗朗西斯·培根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建立和普及了科学硏究的归纳法。但科学其实是培根的副业。在他的时代，培根是人所共知的律师、作家、政治家和大臣。

他还是一名贵族。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贵族阶层厌恶所有职业，他们认为通过劳动获得金钱是下等人的所为，追求知识本身却受到尊敬和羨慕，但前提是追求的是广义上的概念，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知识。谁能够投身于如此旷日持久又不会带来收入的脑力劳动呢？自然是有钱人。发展到这个程度，科学合作毕竟已经存在了，它对人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的科学合作是以绅士俱乐部的形式存在的。那时根本没有学术期刊一说。

受到培根的巔峰之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的激励，一群哲学家、医生、业余天文学家以及数学家，组成了一个被他们称为”隐形学院”的”学习机构”，平时通过信件互通有无，与学术机构没有任何金钱和组织上的联系。但无论如何，这里主要是有钱公子为将来能进入法院或成为大人物做准备的地方。“隐形学院”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性的调查研究获得知识”。一些成员成为了那个年代知识文化方面的先驱，包括罗伯特·胡克（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掩盖了在建筑方面的贡献），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他在建筑方面的成就掩盖了科学成就），还有罗伯特·玻意耳（他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这些人都可谓业余爱好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说法和现代人的理解不一样，它不是褒义说法。

这类具有启蒙作用的尝试同样发生在艺术界。举个例子，提到卢梭，人们最熟悉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它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火种。但在他的年代，卢梭是凭借喜歌剧（又称”谐歌剧”，是与正歌剧对立的歌剧种类），散文和小说广为人知的。

1660年，隐形学院已经被制度化，更名为英国皇家学院。接下来的100多年，英国皇家学院的成员——照现代的定义，都是业余爱好者——将肩负起推动人类学术界最重大进步的责任。“业余爱好者的典范”——这个说法的拉丁文词源是amare，意思是”去爱”，它的原型是”绅士学者”的意思，后来有所改动。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第一阶段，对专业化的要求更高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讨论的重点就是专业化分工的原则。他写道：“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成型的，每一个艺术领域的劳动力分工程度，和它建设性力量的增长成正比。“正如斯密预测的那样，随着工业化的加剧,个人的工作职能逐渐简化为”某种简单的操作”。

19世纪，大学成为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取代了贵族。成长中的美国和欧洲大学，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学术机构。专业化出现后，许多更为严苛的方法论随之传播，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对业余爱好者的敌意逐渐扩散——随着商业市场的出现，科学和艺术也变得越来越追求专业化。

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在其1830年的著作《英格兰科学的衰落》中指责英国皇家学院开始变得老朽和庸俗，向那些最富有但往往最无关紧要的成员谄媚。巴贝奇提到，相比之下，因为重视价值和专业化，拿破仑·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学术研究系统繁荣兴旺——离开传统的资助人后，这些学术机构的存在完全依赖政府基金。

英国皇家学院的成员没有工资（一般也未经培训），他们的责任就是对某个项目有”传说中”的兴趣。英国皇家学院让曾经的绅士文化日渐乏味。自1831年起，国家为了抵制这种不良影响，成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巴贝奇的文章从那年开始有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职业选择，正是出于对这种职业精神的领悟，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年轻的时候，达尔文已经对植物学着迷，上大学后，他仍对此兴趣盎然。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深信儿子应以宗教或医学为生。

但到了19世纪中叶，时代不同了。科学家团体日渐受到尊敬，借此，年轻的达尔文说服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