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众包绘制蓝图

开始,所有的源代码都是开放的。与其说这是程序设计问题，不如说是环境问题。但它将对电脑编程以外的众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源代码由英文指令组成，为了让电脑执行，需要将其转化成0和1。开放源代码软件基本上就像听上去那样：所有人都可以查看、拷贝、修改，以及用于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目的。因为源代码是开放的，一种互相协作和自由交换信息的精神在计算机编程领域得到了发展；因为曾经开放过，一小部分有原则的编程人员决定继续开放。他们不能强迫微软、太阳公司或者苹果公司公开它们的代码，但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自由而开放的替代物。

为了这么做，开放源代码软件行动的创始人不得不发明一种新方式。他们没钱雇人，但摆在面前的任务令人生畏——要编写整个操作系统，这需要程序员花几百万小时的时间。

这些技术高超的人会花时间在一个看起来注定要失败的项目上吗？——当然会！在很多很多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做。合作的话，沉重的压力就会平摊，而不会压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众创造出了第一个重大作品：Linux操作系统。它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当时所有公司最好的产品。开放源代码软件提供了一个先例——这是概念的证明。如果这些在业余时间工作的人——灶台科学家、地窖音乐家、星期天摄影师——为众包这个引擎提供了燃料，那么，开放源代码软件运动便为众包提供了蓝图。

当然，在1969年没有人知道这些。有一天，贝尔实验室的电脑编程人员肯·汤姆森忽然发现自己无所事事。他一直致力于一项工作——麻省理工学院、通用电气和贝尔实验室之间宏伟的5年合作计划。这个项目要为当时的大型计算机创造一种更有效率的操作系统，当时的大型计算机一次只能处理一项任务，这个限制减缓了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即使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也不例外。而新的系统应当能一次处理超过一项任务。

但是，这个项目并没有带来效率，反而引起了混乱。

操作系统的手册有3000多页，那年春天，贝尔实验室已经放弃并退出了该项目。汤姆森有了一个4周的假期，他决定从头开始（设计），只有他一个人参与。他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每周完成操作系统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政治科学家和作家史蒂文·韦伯在《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成功》一书中写道：“仅靠一个人一个月的时间和非常基础的硬件条件，汤姆森不得不将好大喜功的心态抛诸脑后，做些简单的工作。“或者正如汤姆森的同事当时说的：“不做浮夸的事，能做一点算一点。”

那个月底，汤姆森已经写出了Unix的大致轮廓，这个系统必定会成为最成功和最持久的操作系统。但并非Unix的流行让汤姆森被载入史册，真正伟大的是他的决定。他把Unix拆成一个个小的、独立的程序，做一件事算一件事。这样的规定最終让数百位程序员以一种分散的模式参与进来。今天人们几乎是用同样的方式——上千人共同工作——完成了一本参考书：维基百科。

将劳动分解成小零件，或者单元，这是众包的特征之一。在这个例子里，开放源代码软件程序米用的正是各个击破的方法，而众包起到了辅助作用。

那时，没有很多人对此感兴趣。计算机科学已经在学术界或准学术研究机构之外，比如在贝尔实验室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机构之外发展了。分享计算机代码与信息自由交换的基本学术传统相一致。但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它是唯一能让事情顺利进行的办法。1953年问世的IBM 705是第一批商用计算机之一，造价160万美元（按2008年的汇率，大约是1200万美元）。它不但昂贵，还要占用很大的空间，为了告诉计算机如何工作，必须编写全部代码，这是件相当耗时的事情。为了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一些能担此重任的人不得不合作。

在发展的这几年中，出现了程序员文化，其特征是，在热衷某件事的专家中间带有玩闹性质的、非常好的竞争性互动合作。它让我们的社会氛围鼓励原创和创新，以及最重要的是，自由获得信息的权利——尤其是电脑代码。

用户和程序员已经没法分开，因为使用电脑的人就是编程的人。这就是黑客的起源。尽管这个词最后成了贬义词，但它本来的意思是指那些让技术变成艺术的电脑高手。

在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对软件知识产权的要求就已经产生了，这带来了冲突。1976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微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公司当时唯一的雇员）写了一封”给爱好者的公开信”,没有矫揉造作，而是直抒胸臆：“绝大多数爱好者请注意！你们在偷你们（使用）的软件。“这封信是对黑客习惯的明确谴责，这种习惯的形成是建立在免费分享软件和源代码的基础上的。盖茨指出，他和艾伦在微软产品问世之初就已经支付了平均每小时2美元的专利权税。

谁会为这个去编写软件？盖茨很好奇。这些爱好者需要去找专业的程序员，毕竟，什么样的爱好者会花3年时间写程序，找到所有的漏洞，然后将心血公开，让人们免费共享？

盖茨大概永远也料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花3年去做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是上千个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