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

坚信上述内心过程的一般正确性。

随着我们从研究一般问题到深入具体问题，我们的知识也增长了。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神经症或神经症人格的不同“种类”上。一开始，我觉得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对内心过程某一方面的意识的不同，或者内心过程某个方面之可获得性的不同。但慢慢地，我认识到，它们来源于各种解决内心冲突的假性方法。这些解决方法为神经症人格类型的确立提供了新的——尝试性的——基础。

当一个人得出了某些理论方面的结论时，他通常会希望将它们与同一领域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做个比较。他们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呢？因为时间和精力都太过有限以至于不能同时进行高效的工作和认真的阅读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无法回避的原因，因此，我在这里必须限制自己仅指出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类似观点的某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即使是这样一项如此有限的工作，事实上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对个别概念进行比较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公正地评价弗洛伊德在提出某些理论时所做思考的微妙之处。而且，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把概念从产生它们的背景中隔离出来并加以分析。因此，尽管对细节的分析会让我们看到其间的差异特别惊人，但详加分析却毫无意义。

在回顾追求荣誉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体验到了与以前在进入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时所产生的同样感受：我对弗洛伊德的观察能力钦佩不已。因为他在一个未经任何科学探索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而且还顶着有可能违背许多理论前提的风险，这就让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了。只有少数几个方面（尽管这几个方面很重要），他要么根本没有看到，要么认为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所描述的神经症要求。[2] 370弗洛伊德当然看到了这一事实：许多神经症患者都对他人有大量不合理的期望。他还看到，这些期望可能相当迫切。但是，由于他把这些期望视为口欲（oral libido）的一种表现，因此，他没有认识到它们具有“要求”的具体特征，即个体觉得自己有权利让自己的要求得以实现。[3]所以，他也没有认识到它们在神经症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尽管弗洛伊德在这个或那个背景中也用到了“自负”一词，但他没有认识到神经症自负的具体特点及含义。不过，弗洛伊德确实观察到了患者对神奇力量的信念，对无所不能的幻想，对自己或他人的“理想化自我”的迷恋——自我夸大、对抑制现象的美化等，以及强迫性的竞争心理与野心，还有对权力、完美、被人崇拜、得到认可的需要。

在弗洛伊德看来，他所观察到的这多方面的因素仍然是不同的、毫无相关的现象。他没能看到它们是一股强流的不同表现。换句话说，他没能看到这种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性。

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认识到追求荣誉之驱力的影响以及它对神经症过程的意义，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他没有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塑造人类性格的影响——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欧洲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4]简单来说，我们对这一背景感兴趣的意义在于，弗洛伊德把对声誉和成功的渴求（这是他在周围的人身上看到的）误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倾向。因此，对他来说，诸如对优越于他人、控制或胜利的强迫性驱力等都不可能是值得审视的问题，除非当这种野心不符合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正常”的固定模式时，他才会对其加以审视。只有当这种驱力达到了明显令人烦恼的程度，或者当女人身上出现了不符合“女性特征”的既定准则时，弗洛伊德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在于，弗洛伊德常常把神经症驱力解释为性欲现象。371因此，自我美化成了对自我之性欲迷恋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常常会像高估另外一个“爱物”一样高估自己，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真的”会因为“阴茎嫉妒”而感到痛苦，一种想要获得他人崇拜的需要其实是对“自恋满足”的需要，等等。）这样一来，理论与治疗方面的探索都指向了过去与现在爱情生活中的特定事件（即与自己及他人的性欲关系），而不是指向自我美化、野心等的具体特点、功能及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弗洛伊德的进化论—机械论思维。“这意味着现在的表现不仅是以过去为条件，而且只包括过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什么真正新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的过去而已。”[5]在威廉·詹姆斯看来，它“真的不过是以前的且未发生任何改变的物质重新分配的结果”。基于这一哲学前提，如果将其视为没有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一种结果，那么，极度的竞争心理便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了。对无所不能的幻想被视为一种固着或退行——固着或退行到了“原始自恋”的婴儿期水平等。这与下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只有这些解释才有可能是“深刻的”、令人满意的，它们确立了一种与婴儿期性欲体验的联系。

在我看来，这些解释即使没有明确阻碍一些重要见解的发展，它们的治疗效果也是有限的。例如，我们假设，有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很容易感觉自己受到了分析学家的羞辱；他还认识到，自己在接近女性时也总是害怕受到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