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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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的神经症理论，是从早期出版的着作和发表的论文中所讨论的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这种发展对于治疗的影响。我已对神经症的个别概念以及对神经症的整体认识进行了思考，但对于这些思考中所出现的理论上的变化，我们仍需反思。

与许多摒弃了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人[1]一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中看到了神经症的核心。我指出，一般来说，神经症是由于文化环境而产生的；具体而言，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环境因素而产生的。儿童没有形成对自己及他人的基本信心，而是产生了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我将基本焦虑定义为：在一个怀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隔离感和无助感）。为了把基本焦虑降至最低程度，他们会自发地趋向、反抗和逃避他人，而且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具有强迫性。虽然自发行为彼此相容，但强迫性行为却会产生冲突。367这样产生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s），它们是对于他人的彼此冲突的需要和彼此冲突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最初尝试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基本上都是通过给予其中某些需要和态度充分的控制权，并压制其他的需要与态度，从而实现统一。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总结，因为内心过程与人际关系中的过程往往非常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我无法省略它们。很多方面都涉及它们。我们在此仅提及其中的一些方面：一讨论神经症患者对他人情感的需要或者任何与他人相关的类似需要，我就不得不考虑他为了满足这样一种需要而必须在他自己身上培养的品质与态度。此外，我在《自我分析》中曾列举了许多“神经症倾向”，其中有几种具有内在的意义，例如，通过意志力或理智来进行控制的强迫性需要，或者追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关于这一点，我在讨论克莱尔（Claire）对她的病态依赖（也参见《自我分析》）的分析时，以简练的形式谈到了与本书相同的背景下所提出的许多内心因素。不过，我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主要在于人际因素上。在我看来，神经症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一种人际关系障碍。

明确超越这种定义的第一步，是这样一种论点：与他人的冲突可以通过自我理想化来解决。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提出“理想化意象”这一概念时，还不了解它的全部意义。那时，我只是简单地视之为解决内心冲突的另一种尝试。而且，正是它的整合功能，解释了人们之所以紧紧抓着它不放的原因。

不过，在随后的几年，理想化意象这一概念成了核心的问题，并从中产生了一些新的见解。实际上，它是通往本书所提及的所有内心过程的大门。在以科学的方式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概念之后，我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存在。但是，由于弗洛伊德对它的解释只给了我点滴的启发，因此，我对这个领域依然感到陌生。

现在，我逐渐认识到：神经症患者的理想化意象不仅造成了他对自身价值及意义的虚假信念，而且，更确切地说，它就像科学怪人，368早晚会霸占他全部的精力。它最终会取代促使他成长和实现其自身既定潜能的驱力。这意味着他不再对以现实可行的方法解决或克服自己的困难，以及实现自身的潜能感兴趣，而是沉溺于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这不仅会让他产生通过成功、权力和胜利来追求世俗荣誉的强迫性驱力，而且还会产生专制的内心系统，他通过这个系统，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神一般的存在；它还会导致神经症要求的出现，以及神经症自负的发展。

在对理想化意象的原初概念进行详细阐释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关注人们对其自身的态度时，我发现，他们憎恨、鄙视自己的强度和不合理程度与他们理想化自我的程度是一样的。有一段时间，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情况在我看来是毫不相关的。但最后，我认识到，它们不仅紧密相关，而且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便成了本书初稿的主要论题：那个像神一样的存在必定会憎恨他的现实自我。认识到这一过程是一个整体后，这两个极端在治疗中就比较容易发现了。于是，神经症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神经症成了一种个体在与其自身及他人的关系中出现的障碍。

尽管这个论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点，但近年来它已在两个方向上获得了发展。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真实自我的问题也始终令我迷惑不解，它占据了我的思维中最显着的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整个内在心理过程是从自我理想化开始的，它是一个不断疏离自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我认识到：自我憎恨最终会指向真实自我。我将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称为主要的内心冲突（central inner conflict）。这有利于扩大神经症冲突的概念。我曾把它定义为两种互不相容的强迫性驱力之间的冲突。虽然保留了这一概念，但我也开始认识到，它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神经症冲突。主要的内心冲突是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与自负系统的阻碍性力量之间的冲突，是健康的成长与在现实中证明理想化自我之完美的驱力之间的冲突。因此，治疗有助于自我实现。通过我们全体人员的临床工作，369我们越来越